幾個星期以前，大兒子的學校參加了全國步行騎車上學日活動，所有的學生都和老師在學校一英里以外的停車場匯合，並在警察的護送下走到學校。我們生活在一個新英格蘭小鎮，周圍都是農場和森林，只有一條繁忙的馬路通向鎮中心。我們需要有這樣一個全國性的節日，讓孩子們步行上學，當然，這個過程必須精心設計。
早些時候，馬里蘭州的一個家庭因爲讓6歲到10歲的孩子獨自從家裏步行到一公里以外的公園而上了報紙頭條。地方警察帶他們的孩子去了兒童保護服務機構。
祖輩們瘋狂快樂的童年一去不復返
我兒子的童年和父親的童年太不相同了。爺爺甚至懷疑我父親能不能熬過18歲生日。那時他高中畢業，從兩層樓高的樹上摔下來，摔折了胳膊;他撞破了玻璃門，傷口極深，而且就在眼睛旁邊，醫生都無法確保他們是否能夠安全地縫合好傷口;他騎着自制的推車從一個陡峭的山坡衝下來，差點撞死一頭牛;他把腳卡在一罐375度高溫的油裏，在醫院住了好幾個月。
父親的冒險故事已經成爲家庭傳奇，在節日的餐桌上被反覆講述。不過這些故事掩蓋了父親童年的一些真實場景。大多數時間，尤其是在夏天，父親可以匆匆地吃上幾口飯，然後花大量的時間在室外探索、玩耍，並搞一點沒有那麼危險的惡作劇。
爲人父母之後，我一直非常驚訝我們的文化如此限制孩子的活動自由，我也驚訝於對於孩子和危險擁有那麼複雜的情感。2013年一篇來自《Orion Magazine》的文章中，作者Jay Griffiths認爲，一個規避風險的社會不僅僅是當今訴訟過濫時代的結果，對於我們所養育的孩子也具有深刻的個人意涵與政治意涵。“身體自由……型塑了孩子們用身體與心靈學習成長的各種自由”，Griffiths寫道：“當他們看到自己的身體展現出勇氣，他們也學習道德勇氣與政治勇氣——擁有獨立的思想，這都具有深刻的政治含義。”
我們生活在一個規避風險的社會
馬里蘭州那對因爲讓孩子在無人陪伴的情況下在住家周邊閒逛而上了新聞的父母，被稱爲“自由放養父母”，而華盛頓郵報將之描述爲“和時刻處於超警戒狀態的‘直升機’父母相對立，這種父母的孩子被允許逐步拓展極限邊界，做出自己的選擇，在他們生活的世界裏探險。” Griffiths並沒有使用上“自由放養”這個詞，但是在他的文章裏也有所提及。“規避風險型社會，拒絕危險或任何與危險相關的東西，這種社會不僅令人討厭，而且從概念上看也是充滿惡意的，”他寫道，“它與孩子在機會與危險中尋找內在聯繫的本能相左——因爲這樣的話，孩子們的探險根本就無從開始。”
我被“自由放養育兒觀”背後的價值所吸引，但是我又覺得事實與理想相去甚遠。儘管我的童年沒有父親那麼的瘋狂，我依舊擁有很多愉快地探索房子周圍的田野與森林的經歷。我從二年級開始就獨自步行一英里去上學，而且常常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在父親的木材店裏製作複雜的裝置。
不過，十幾歲直到成年，我當了好幾年的營地輔導員，對於這項工作有嚴格的安全規定。所有的遊戲都有規則，所有的活動都有限制。後來，我被訓練成爲荒野第一響應者，從事野外保護和佈道建設項目。那些工作都遠離城市，不小心用錯了鋸子或者其他林業工具都可能會危及整個項目。我們曾經情景演練最糟糕的狀況，由教官扮演徹夜的醫療救援行動——當時的強度我現在想來都仿若昨天。
現在，身爲父母，看着孩子們在操場上奔跑，拿着棍棒揮舞，我能感覺這些年的訓練又重回了我的身體。我不得不讓自己放鬆下來，不要老想着讓每個人在任何時候都確保安全。
有的時候，我看到我的大兒子從高處向下跳躍，或者差點要掉出遊樂器材時，我能聽到陌生的聲音在心中咆哮：“當心!”“安全第一!”，或者他3歲的弟弟搖搖晃晃地跟着他想要夠攀爬架時，我會馬上衝到他身邊，從來不會讓他學習如何應對掉落。
當我進入營地輔導員模式，我的妻子可以清楚地注意到我的臉。她十幾歲時就是公共海灘的救生員，所以她理解這種多年後依舊想要吹起哨子的衝動。不過我妻子也去了進步小學，這所“實驗學校”坐落在大學校園裏。她一年級的時候選修了木工課，到了六年級，她會使用臺鋸、鑽牀、車牀等工具。她喜歡與這些電動工具共處的日子，她驚訝於這是多麼的自由。
她依舊還記着孩子們學習使用那些工具的安全歌曲：“試試角尺，試試角尺，試試銼刀，試試刷子!短鋸、鋼鋸、粗齒鋸，刨牀!”那種自由的感覺和看不見的引導和支持糅合在一起。
新時代父母在安全與探險中尋求平衡
育兒總是充滿了妥協和矛盾。對於我而言，一方面我希望能夠發展孩子發展野外探險和自力更生的能力，又想確保他們的安全。我已經認識到，在兒童遊樂場裏也同樣存在這種危險與安全之間的張力。但是在監督之下存在着創作的自由空間，就像我妻子在小學的木工課裏所習得的一樣。
Erin Davis在北威爾士攝製了一組關於冒險樂園的紀錄片，稱之爲“大地”，它由從混亂的垃圾場和令人稱奇的棚戶區裏收集來各種形狀和大小的材料做成。Davis指出，不同之處在於，所有這些樂園都表明了“危險與遊樂之間積極而必要的關係”。
樂園裏裝滿了各種原材料——木材、金屬、輪胎，隧道和管道——孩子們可以自由地對它們進行改造，打造成他們覺得合適的景觀。冒險樂園僱傭那些受過“遊戲工作”訓練的成年人，他們引導孩子們發揮想象力。在美國，你能在伯克利、費城以及紐約州的伊薩卡看到這些冒險樂園，而且這些樂園的歷史可以追溯到80年前的歐洲。
2014年The Atlantic雜誌上關於“過度保護孩子”的一項調查中，Hanna Rosin採訪了研究“危險玩耍”的兒童早期教育學者Ellen Sandseter。Sandseter確定了幾種危險玩耍——喜歡探高、使用危險工具以及喧鬧打鬥——並認爲這些行爲對於兒童發展有重要作用，它們能夠幫助孩子察覺自身的限度，而不是從外在強加於他們。當孩子們確定自己的限度，產生焦慮、興奮或者不按的情緒，他們會掌握這種情緒並與他們的環境進行談判。
“成長是一個管理恐懼並學會做出穩健的決策的過程，” Rosin寫道。但是，作爲父母，我們如何能夠控制住激烈的本能，來保護我們的孩子免受傷害呢?當我們看着自己的孩子騎着車衝下山去，或者在公園裏自由地探索，我能夠感到我心中的直覺。我們如何決定什麼時候該喊出來，什麼時候該閉嘴呢?
即便是邏輯和統計數據都告訴我們，過度保護孩子並沒有讓他們變得更加安全，我們的這些擔憂依然存在。這些擔心是本能的，是直覺的反應。
當我們把這些經驗拿走，我們其實在短期的安全和長期的經驗之間做取捨，在我們的控制和他們的判斷之間做取捨。我們覺得這些事情是非黑即白的，如果我們放棄了秩序，最後就會陷入無序。如果我們放棄了控制，我們就會陷入換亂。
控制的反面，應該是教會孩子自我控制
但Jay Griffiths說，我們完全搞錯了。“秩序的反面是不是混亂，是自由，”他寫道。“最深刻的是，控制真正的反面不是混亂，而是自我控制。”
即使我相信這是真的，它也沒能夠讓放手變得更爲容易。我知道危險玩啥的好處，但是父母的本能植根與我內心。我正慢慢學會的是，聽從大腦的聲音——但並不忽略我的心——我能給孩子一定的空間，讓他們自己做出決定。有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挑戰自己的極限，從而讓孩子找到他們的邊界。
我的大兒子，最近剛剛7歲，他開始實施硬紙板工程。家裏的空盒子無一倖免。他用紙盒子做出了鳥籠、過山車、紙屑大炮還有很多其他東西。最近，我看到他掙扎着用兒童安全剪刀剪厚厚的紙盒子。鈍鈍的刀片只能勉強讓瓦楞紙板變彎曲。
我在牀頭櫃找了一圈，找到了我小時候的一把瑞士軍刀。我都忘了我父親在我多大的時候給了我這把刀，不過他在紅色塑料裏刻上了我的名字。那是他把所有權賦予我的方式。我不需要經得他的同意就可以使用他：我也不需要有監督。
我把軍刀給了我兒子，並告訴他現在這是他的了。我教授他如何安全地使用刀片，讓他練習如何掰出刀片再如何折回刀片。他看到軍刀裏所隱藏的各種工具，興奮不已。啊!一個牙籤!看!鑷子!
他小心的用刀片切開瓦楞紙片，似乎正在開闢一個全新的世界，而我在幾步之外看着他，抑制內心的衝動不要老去提醒他要小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