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開始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關東軍虎石臺獨立守備隊第2營第3連離開原駐地虎石臺兵營，沿南滿鐵路向南行進。夜22時20分左右，日本關東軍鐵路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隊長河本末守中尉爲首一個小分隊以巡視鐵路爲名，在奉天（現瀋陽）北面約7．5公里處，離東北軍駐地北大營800米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藥，炸燬了小段鐵路，並將3具身穿東北軍士兵服裝的中國人屍體放在現場，作爲東北軍破壞鐵路的證據，誣稱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襲擊日守各隊，此事件由稱“九·一八事變”。由於當時中國東北地區稱爲滿洲，因此日本方面將這次事變稱爲“滿洲事變”。
爆炸同時，呆在鐵路爆破點以北約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島中隊長率兵南下，開始襲擊北大營；爆炸後，駐紮中方北大營和瀋陽城的日軍兵分南北兩路，向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進攻。
潰不成軍
1931年9月18日事變發生當夜，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中將參謀長榮臻根據張學良之命，命令東北軍“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裏，挺着死，大家成仁，爲國犧牲”。次日1931年9月19日張學良在協和醫院對天津大公報記者談話時再度說：“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由於執行張學良不抵抗命令，北大營8000名守軍被只有300左右的日軍擊潰。
日軍獨立守備隊向北大營進攻的同時，關東軍第2師第3旅第29團向奉天城攻擊，至9月19目10時，日軍先後攻佔奉天、四平、營口、鳳凰城、安東等南滿鐵路、安奉鐵路沿線18座城鎮。長春地區的東北軍自發反擊，戰至次日，長春陷落。1931年9月21日，日軍第2師主力佔領吉林。1931年10月1日，東北軍黑龍江洮南鎮守使張海鵬投敵，且奉日軍命令派出3個團進攻齊齊哈爾。1931年10月26日，關東軍第2師第29團佔領四洮鐵路沿線主要城鎮。1931年11月4日，關東軍嫩江支隊攻擊嫩江橋北守軍。1931年11月19日，日軍攻陷齊齊哈爾。
錦州撤離
張學良在事件爆發後離開奉天，帶領屬下轉移到錦州。1931年10月8日，關東軍派出12架轟炸機空襲錦州。對此，南次郎陸軍大臣依然對若槻禮次郎首相聲稱“由於受到中國軍隊的防空炮火攻擊，纔不得已採取自衛行動”，此後關東軍發表公開聲明，宣稱“張學良在錦州集結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將對日本權益造成損害。爲了儘快解決滿蒙問題，關東軍有必要驅逐錦州政權。”此後，幣原主張的國際協調主義外交政策受到了嚴重的挫折，日本越來越強硬。
黑省淪陷後，南京政府覺察日軍將進犯錦州，急令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於1931年11月25日向國聯提出劃錦州爲中立區的提議。12月2日，國民黨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國的公使說：它同意把自己的軍隊撤出錦州和山海關，但是有一個條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國滿意的保證，即要求三國保證中立區的安全。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態，張學良急不可待地直接與北平日本公使館參事就此事進行具體交涉。但這種交涉不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對，而且也無法從日本方面獲得妥協的條件，日方堅持東北軍必須全數撤出錦州。
錦州中立案曝光後，遭到各界人士和學生羣起反對，國民政府外交部於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電施肇基聲明放棄中立案，同時還表示：日軍如進攻錦州，中方將實行自衛。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也已就此作出決議，強調“如日軍進攻，應積極抵抗”。
可對於是否抵抗問題，南京政府與張學良之間明顯發生分歧。張明顯地傾向於和平方法解決，鍾情於“錦州中立化”方案。1931年11月29日，張學良致蔣介石密電，稱“惟個人對此（指中立案）亦頗贊成”，並在與日方代表談判之同時，開始祕密安排從錦州一線自動撤軍。此舉引起了南京政府的嚴重不安。顧維鈞於1931年12月3日電文中極力勸阻道：“兄（指張學良）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後1931年12月5日顧維鈞又與宋子文聯名致電張學良：“現在如日人進兵錦州，兄爲國家計，爲兄個人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防禦。”蔣介石亦於1931年12月8日致電張學良：“錦州軍隊此時勿撤退。” 但張學良12月21日致電第二軍司令部：“當最近日本進攻錦州之時，我軍駐關外部隊理應防範，但若現政府方針未定時，自然不用錦州部隊進行防守，因而撤至關內”，“部隊駐地爲遷安、永平、灤河、昌黎”。1931年12月25日、26日，張學良又致電國民政府，稱“錦戰一開，華北全局必將同時牽動”，屆時日本“以海軍威脅我後方，並擾亂平津，使我首尾難顧”，非但錦州不可守，連華北地盤亦不保。因此張學良不顧勸告，一意孤行將軍隊從錦州撤退。
戰火蔓延
而與此同時，1931年12月15日，關東軍已經開始進攻錦州。12月7日，日本陸軍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並從朝鮮調第20師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轟炸飛行中隊以增援關東軍。12月28日，第2師主力渡過遼河進攻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進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日軍進攻錦州時，國民政府多次電令張學良抵抗，1931年12月25日，令其“積極籌劃自衛，以固疆圉”，張不遵令；張學良部隊開始從錦州撤退後，12月30日國民政府還急電令其“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但已經無濟於事。1932年1月3日，第20師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佔領錦州。而此時駐錦州的東北軍第12、第20旅和騎兵第3旅早已奉張學良命撤退至河北灤東地區和熱河。在張學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軍兵不血刃佔領錦州。
1932年1月28日關東軍第3旅由長春向哈爾濱進軍，同時從遼西地區調第2師增援。當時爲了轉移國際社會對滿洲的關注，日本在國際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發了一·二八事變。1932年1月31日，依蘭鎮守使兼第24旅旅長李杜率吉林自衛軍進行哈爾濱保衛戰。激戰五天，自衛軍丟盔棄甲，潰不成軍，撤往賓縣。1932年2月5日日軍佔領哈爾濱。
戰爭結果
由於張學良一再堅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整個東北三省1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軍佔領，日本對東北三省的大規模侵略強烈地震動了中國社會，一個羣衆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很快在全國許多城市和村鎮興起
揭開二戰序幕
九一八事變是20世紀30年代初期發生在中國東北的震驚中外的重大歷史事件。它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征服中國的開始，也是法西斯國家在世界上點燃的第一把侵略戰火，它的爆發標誌着亞洲戰爭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序幕的揭開，同時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世界格局。
社會性質轉變
毛澤東曾明確指出：“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中國以後，中國又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東北淪爲日本的殖民地，而且日本侵略逐步向華北地區擴展， 中國社會性質發生了變化，中華民族得到了空前的覺醒和團結。
民族團結抗日
九一八事變及時向全國人民敲起警鐘，“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越來越成爲華夏兒女的共識。在民族危機感逐步加深的過程中，民族責任感也迅速提高，並付諸實踐；許多愛國知識分子積極發表政見和主張，呼籲全國人民“徹底明瞭國難的真相！”“人人應視爲與己有切膚之痛，以決死的精神，團結起來作積極的掙扎與苦鬥”，廣大民衆和各界人士以各種形式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國共兩黨是當時中國的兩大政黨，九一八事變後，隨着中華民族的空前覺醒，民族團結也日益增強，兩黨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強，有力的促進了兩黨的再次合作，從東北地區到西北地區，最後發展到全中國，終於開創了團結禦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新局面，實現了民族大團結。
過去長期以來都說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之所以不抵抗，是因爲蔣介石給張學良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以張學良部下爲主的一些人在回憶錄中也多次提到這點。但是隨着海峽兩岸各種史料的披露，尤其是當事人張學良晚年自由時開口說話，可以發現，這些所謂蔣介石給張學良下達不抵抗命令的說法多是空口無憑且經不起史料驗證的。1991年其重獲自由後，張學良在各種場合多次承認“不抵抗”決策完全是自己和東北地方高層的行爲，與蔣介石無關。
洪鈁銑電說
關於蔣介石命令張學良不抵抗的說法中，最著名的是洪鈁的“銑電”說。洪鈁是張學良部下，九一八時任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祕書處機要室主任。據他多年後回憶，1931年8月16日蔣介石曾經給張學良發了一封電文，命令其對日不抵抗，並且回憶電文內容爲：“北平。張副司令鈞鑒。絕密。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中正。”這就是所謂的“銑電”。
張學良另一部下趙鎮藩（時任東北軍第七旅參謀長、北大營的守衛者）也回憶稱，他曾接過張學良轉來的蔣介石“銑電”，“主要內容是：採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讓，避免衝突，千萬不要‘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等語” 。
而且洪鈁還回憶說，張學良曾將“銑電”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官長一體遵行。長期以來大陸很多歷史學者都根據洪鈁這一回憶和趙鎮藩的應和，作爲九一八事變前蔣介石曾命令張學良不抵抗的證據。但是查九一八事變前後，張學良與東北高層其他官長之間、以張學良爲代表的東北高層與蔣介石及南京政府之間往來的原始電報檔案，卻並無一次提到“銑電”者。如據稱是受到“銑電”影響的“魚電”，即1931年9月6日張學良致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的不抵抗電文中，張學良就隻字未提起過所謂的“銑電”。
1951年7月，臧式毅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寫回憶材料時，也只提到張學良“魚電”而沒有提到九一八事變前蔣介石曾發“銑電”給張學良。這顯然與洪鈁回憶稱張學良曾將銑電內容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官長的說法不符合。而事實就是，“銑電”原件在海峽兩岸的所有檔案館中都查不到。臺灣歷史學家劉維開曾經查遍臺灣保存蔣介石文檔最全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俗稱“大溪檔案”），也未找到“銑電”的檔案 。
在21世紀的最初幾年，曾有人根據竇應泰《張學良三次口述歷史》一書，說“銑電”原件保存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毅荻書齋”的展櫃中。大陸歷史學家楊天石親自電話詢問竇應泰此事，得到的回答是“此書不足爲據”。最關鍵的是，張學良晚年自由時，親口多次向唐德剛等人否認銑電的存在。
何柱國說
東北軍將領何柱國曾回憶，1931年9月12日，蔣從漢口、張從北平，兩人坐火車在河北石家莊會面，蔣對張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只有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但至今也沒有證據顯示蔣曾與張在石家莊會面以及說過此話。
現根據蔣介石和張學良的行程，則否定了蔣、張在河北會面之說。因爲按照《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記載，1931年9月12日蔣介石全天都在南京：“上午，與夫人等至天保城浙軍紀念塔野餐；下午，吳忠信執粵方汪兆銘覆電”。而吳忠信的日記，也證實他當日與蔣在南京會面（見《吳忠信日記》，民國20年9月12日，臺北黨史館藏影印件）。而根據蔣作賓的日記，則證實12日張學良在北平接待了新任駐日公使蔣作賓，依當時的交通情況，也不可能又到石家莊。所以何柱國的說法是不足爲憑的。
郭維城說
1934年才擔任張學良機要祕書的郭維城（他是1933年加入中共的祕密黨員），曾回憶稱“九一八事件當晚，蔣介石曾十多次電函張學良不準抵抗”。但這種說法也沒有根據，因爲當時蔣介石正在坐船從南京到南昌去指揮剿共的途中，通過蔣介石的日記，也證明蔣當晚不知道九一八事變的爆發。
應德田說
1934年纔到張學良手下任職的應德田曾回憶，稱西安事變前夕張學良曾對自己說，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一兩日內給張發過命令其不抵抗的電文，內容爲“瀋陽日軍行動，可作爲地方事件，望力避衝突，以免事態擴大。一切對日交涉，聽候中央處理可也。”但同樣，應德田的回憶得不到任何第一手的檔案資料的證明，此電在任何檔案館都查不到。而且，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一二日內，蔣介石對事件尚不明瞭，也不大可能發這樣的電報。根據史料記載，事變當夜，蔣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次日才由上海報紙得知事變發生，晚7點至9點間蔣才第一次致電張學良，可見蔣當時並不知道事變詳情，故要張“近情盼時刻電告”。應德田的回憶顯然靠不住。
張學良晚年多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責任問題。他反覆說明，“九一八事變”時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國民中央政府。他是在獲得自由的情況下談這一問題的。
1990年，日本廣播協會採訪張學良時，張學良說：“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爲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有很多學者認爲是國民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1991年張學良赴美在紐約期間，他又主動要求與哥倫比亞大學年輕留學生座談抗日戰爭歷史，由此引發了哥大口述歷史處與張學良合作，記錄他口述歷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8人訪談時，有人提問：“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說：蔣介石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著名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應張學良之邀，爲他錄載他的口述歷史。唐記載了張學良回答他詢問“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問題的一段談話。張學良與唐德剛談話記錄中，對“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記述：“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裏這樣說，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張學良說：“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他解釋當時他爲什麼下令不抵抗：因爲過去對日本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指用武力侵佔整個東北——引者注），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爲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張學良說明：“這就是我給你的解釋。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唐德剛教授笑着感慨道：“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給你的指令呢！”“……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着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詢地問張學良。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