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葉聖陶力主將小學“國語”科改稱“語文”。
1950年《小學語文課程暫行標準（草案）》規定：“所謂語文，應是以北京音系爲標準的普通話和照普通話寫出的語體文。”“講解用的語言，仍用以北京音系爲標準的普通話，不用方言土語。”《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初稿）》和《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再次強調：“教給兒童的語言必須是規範化的漢民族的共同語言。這種語言就是以北京語音爲標準音、以北方話爲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爲語法規範的普通話。推廣普通話是小學語文科的一項重要任務。”“第一是詞的聲音。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話的語音進行教學；在方言區域須特別注意正音工作。”
在1955年10月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期間，將漢民族共同語的正式名稱正式定爲“普通話”，並同時確定了它的定義，即“以北京語音爲標準音，以北方話爲基礎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爲《爲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範化而努力》的社論，文中提到：“新中國的共同語，就是以北方話爲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爲標準音的普通話”。
1955年11月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向全軍發出了《關於在軍隊中推行漢字簡化、推廣普通話和實現語言規範化的通知》。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發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關於在中小學和各級師範學校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指示》。
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出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並補充了對普通話的定義：“以北京語音爲基礎音，以北方話爲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爲語法規範。”這個定義從語音、詞彙、語法三個方面明確規定了普通話的標準。“普通話”一詞開始以明確的內涵被廣泛應用。河北省承德市灤平縣普通話標準音的主要採集地。“普通話”中的“普通”二字有“普遍”和“共通”的含義。
1982年，呂叔湘在人民日報上呼籲推廣普通話，提出“所有學校都應該是推廣普通話的陣地”、“中學是推廣普通話的重點”。
1990年國家語委明確以廣東、福建兩省和上海市作爲南方方言區推廣普通話的重點地區。
1991年第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也明確提出要“大力推廣普通話”。1991年派出專門的調查組深入廣東、福建的一些地區做了較爲深入的調查研究，就兩省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提出建議。
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施行，確立了普通話“國家通用語言”的法定地位，規定“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通過漢語文課程教授普通話和規範漢字。”“廣播電臺、電視臺以普通話爲基本的播音用語”。
2014年9月21日由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與河北省政府共同舉辦的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重點活動在河北省灤平縣舉行。
2014年是國務院確定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17週年。李衛紅說：“17年來，國民語言文字應用能力顯著增強，目前全國有70%以上的人口具備普通話應用能力，95%以上的識字人口使用規範漢字，中華民族幾千年書同字、語同音的夢想正在逐步成爲現實。”
普通話是以北京話語音爲標準音，以北方話爲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爲語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與會專家認爲，推廣普通話不是要人爲地消滅方言，而是爲了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閡，以利於社會交際。
史源
2016年10月23日《普通話最標準的地方不是北京！而是這個小縣城》報道：回答一個謎題，北京專家進村採集語音爲什麼選擇灤平縣？地理上並不屬於中心的灤平，爲什麼人人能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
600多年形成標準音
200多年的歷史斷層，“洗”掉了灤平原先的方言；滿清旗民在灤平開田建莊，又讓灤平成爲北京官話的推廣區。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作出了一個對中國影響深遠的決策：遷都北京。固守長城，在長城外很大範圍形成軍事隔離區，實際上也是一片無人區，而灤平就處在這個無人區的最南邊。
清朝，包括皇家內務府直管的皇莊、王府直管的王莊和八旗各級官兵所有的旗莊，紛紛建立“口外莊田”。
“口外建莊”的過程，恰好與北京官話的普及同步。這一過程也需要追本溯源。早在明朝，官方語言爲南京官話，以金陵雅言爲標準音，以《洪武正韻》爲規範。永樂年間遷都北京，移入數十萬人口，隨之而來的南京官話又成爲當時北京官話語音的基礎。——滿清入主北京以後，朝廷積極學習漢文化特別是語言文化。滿族人學說的北京話，逐步成爲清代推廣的新的北京官話。這個時期，恰好是滿清旗民在灤平開田建莊的高峯時期。
王國平認爲，莊田與京城交往密切，受當時北京官話影響較大。灤平既然像是空白磁帶，大量來源多樣的移民沒有強勢方言，通用的就是清朝推廣的北京官話，可以說在清朝時灤平就是北京官話推廣的先行區。【清朝高級貴族羣體在灤平紛紛建立“口外莊田”，在空白區域形成一個新的貴族區。北京官話是北京雅音，區別於北京胡同音，雅音以當時有文化的貴族羣體爲主要使用人羣（並帶動其他人模仿學習），學習漢語韻典，在語速、氣流、韻味等方面有講究，形成高雅音質】
“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灤平話，受北京官話影響很深，演變中也具備了自己的特點，比如直接、清晰、明確。也許這些恰好符合推廣的標準吧。”從清末到民國，再經過新文化運動，影響廣泛的北京官話最終成爲新中國普通話的前身 。
另外，值得了解：清朝政府爲什麼推行雅音？除了交流的功能（關外的皇太極時期就對八旗子弟設立了翻譯考試科），還有科舉考試裏漢語用韻的要求。清朝科舉考試有三個目的：一是爲選官取士以管理龐大的國家，二是爲了從漢族等多民族的文化人裏獲得優秀人才，三是有助於以經書來統一思想、加強思想統治。入關後，順治二年進行了首次科舉考試，康熙時期還採用“制科”，包括博學鴻詞科等等。一般科舉考試必考的兩種文體八股文和試帖詩，都要求漢語用韻：八股文因爲起股、中股、後股、束股都有兩股對偶句，被稱八股文，對偶句要用韻。試帖詩主要是要精通結構和用韻。因此，有北京官話能力就擁有一種優勢，有文化的羣體和貴族羣體出現學習漢語雅音的氣氛，懂雅音成爲某種高級身份的標誌，導致他人模仿。漢語韻書著名的有《唐韻》、宋代《廣韻》、明初的《洪武正韻》。
普通話語音的特點是：聲母除舌尖後擦音、鼻音 、邊音外，無濁音；韻母多複元音，鼻韻母有前後之分；沒有聲母的清濁對立，沒有入聲韻，尖團合流，聲調較少，調式簡單，另外有輕聲和兒化韻。
與印歐語系相比，普通話語音有鮮明的特點：
1、音節結構簡單，聲音響亮。普通話中，一個音節最多隻有4個音素，其中，發音響亮的元音佔優勢，是一般音節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一個音節內可以連續出現幾個元音（最多三個），如“壞（huài）”，而且普通話音節中沒有複輔音，即沒有像英語“lightning（閃電）”、俄語“Встреча（遇見）”那樣幾個輔音連在一起的現象。
2、音節界限分明，節律感強。漢語的音節一般都是由聲母、韻母、聲調三部分組成，聲母在前，韻母緊隨其後，再帶一個貫穿整個音節的聲調，便有了鮮明的音節界限。從音素分析的角度觀察，輔音和元音互相間隔而有規律地出現，給人周而復始的感覺，因而極便於切分音節。
3、聲調抑揚頓挫，富有表達性。普通話聲調變化高低分明，高、揚、轉、降區分明顯，能夠較強的表達一個人的情感。
現代標準漢語的發音基本沿襲了北京話的語音系統，但各地標準略有差異。對漢語而言，單音節（單字）發音可分爲聲母、介音（韻頭）、韻腹、韻尾、聲調五個要素，而韻頭、韻腹、韻尾又被合成稱爲“韻母”；超音節（詞句）發音還存在連續變調等要素。直音和反切都是古代給漢字注音的方法。至一九二六年，產生了由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等制訂的“國語羅馬字”，曾由當時南京的大學院於一九二八年正式公佈。接着，一九三一年產生了由瞿秋白、吳玉章等制訂的“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是拉丁字母式漢語拼音方案中比較完善的兩個方案，大大超越了它們之前的各種方案。
依據注音符號的標音系統，其聲韻系統共有21個聲母、3個介母、13個韻母及4個聲調。
依據漢語拼音的標音系統，其聲韻系統共有23個聲母（計入y、w兩個半元音）、39個韻母（略同於注音符號中所有獨用與結合韻母）和4個聲調。
中國地域廣闊方言衆多。由於不同方言在溝通上存在一定的障礙，不利於各地經濟文化的溝通交流，因此存在“區域文化島”的現象，這些“區域文化島”保留了不同地區的先進文化和民間智慧的精華，但是由於語言障礙無法很好的交流和互相取補，因此，需要有一種共同語來消除“區域文化島”，將中國廣袤土地上所有的智慧黏合起來。不過推廣一門語言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宜操之過急，要恰當處理好地方語言的發展和普通話推廣之間的協調性。推廣普通話的目標不是要消滅地方語言，而是要消除溝通障礙，但是在推廣當中的確出現了消滅方言的現象（例如南寧的平話與白話）[30] ，所以在推廣的時候要把握好力度，明白過猶不及的道理。因爲語言多樣性一直是中華文明的寶貴文化積澱之一，就和生物圈中的生物多樣性一樣，因爲多樣性，這個世界才能多姿多彩，因爲多樣性，生物圈才能維持平衡，保證物質流動和能量傳遞能夠正常的進展下去。語言也是一樣的道理，因爲語言多樣性，才彰顯了中華文化海納百川的包容性和源遠流長的歷史積澱，因爲多樣性，纔不會所有的人都用一種同樣的思維去看待問題，思考問題。
北京話、大陸普通話、臺灣國語、新加坡華語、馬來西亞華語等在語音、詞彙等方面有少許差異。要注意的是北京話並不屬於一種標準語，因爲它是未經整理和標準化的北京城區方言。以上的幾種標準語都是以北京話這種方言爲基礎來進行標準化的產物。
周恩來總理談“推廣”
早在1958年，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報告中就闡明：“我們推廣普通話，是爲的消除方言之間的隔閡，而不是禁止和消滅方言。推廣普通話是不是要禁止或者消滅方言？自然不是的。方言是會長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來禁止，也不能用人爲的辦法來消滅。推廣普通話，要區別老年和青年，要區別全國性活動和地方性活動，要區別今天和明天，不能一概而論。相反地，只會說普通話的人，也要學點各地方言，才能深入各個方言區的勞動羣衆。”
標準口音
語音方面，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爲基準，而不是“以京音爲主、也兼顧其他方音”，語音標準是就整體而言，並非北京話每個音都是規範和標準。國語、普通話、華語三大系統內部還存在“標準口音”和“非標準口音”的區別。從這個角度上說，漢語標準語構成了漢語的一種大類“方言”。即使是標準，三地也有區別，如“消息”一詞。大陸“息”讀輕聲，臺灣讀二聲，新馬同臺灣（如同“休息”的“息”字讀音，音同“席”）。
國語的情況與之相似：老派國語、新派國語都是被視爲標準的；華語的情況則有些不同。學習普通話及口音的有無與出身地域與教育程度有相當關係。不標準的普通話古稱“藍青官話”，藍青即是暗指發音夾雜方言口音。
標準口音和非標準口音之間並沒有嚴格的界限。以普通話爲例：
最嚴格定義的“標準口音”是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的發音。如果按照這個標準，中國絕大多數漢語使用者，包括許多播音員，其普通話都是帶有口音的。但事實上，許多人普通話的發音方式和口音用詞上偶爾違反了“中國國家語言文字標準”。
明顯受方言或其它語言影響的普通話，一般都會視爲帶有口音。例如，聲調系統與普通話聲調系統差異過大，或有過多的字發音不準。但臺灣地區的取音不同與大陸地區，如垃圾、崖，中華民國國語文讀“樂色”、“ㄧㄞˊ yai2”，大陸普通話讀“拉機”、“牙”。
臺海兩岸在某些習慣用語上，經過長時間的隔絕，也有某些程度的差異。這些差異中，有些是因爲臺灣調國語保留了1949年以前在大陸所使用的一些語彙，而這些語彙在中國大陸則由於種種因素而不再使用，或者是比較少使用。比如說，“里長”，相等於大陸的“村長”，在臺灣，裏和村爲相同等級的行政區域，而大陸沒有這種行政區域。以下括號內均爲大陸替代用詞）、“郵差”（郵遞員）、“車伕”（臺灣與港澳地區只會對非機動的陸上運載工具的駕駛員才稱車伕，已成爲舊時代語彙，如今使用或含貶義）、“傭人”、“次長”（中華民國文官體制，次長約略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副部長）、“級任教師”（班主任）、“學藝股長”學習委員）等，這些詞語都是1949年以前的常用詞，也繼續在國語中經常使用。但是，中國大陸則是使用反映新社會關係的一些詞語來替代它們。 “先生”、“小姐”、“太太”、“老闆”、“男士”、“女士”等1949年以前的常用稱謂詞語，中國大陸在1979年改革開放以前，一般也不常使用。
臺灣國語與普通話的詞彙相比，臺灣國語的詞彙除了融入部分日語、福佬話或客家詞語外，還有一個特點是保留較多的古語詞，如“定讞”。臺灣國語詞彙另一個特點是，保留一些1949年前使用的詞語繼續指稱某一羣體的人。由於，國民政府遷臺後，在各地成立許多眷村，各省或幫派間詞彙亦有少部份成爲臺灣國語的詞源，例如條子（警察）、馬子（女性，女友）。臺灣亦出現很多國字頭的詞語，如國樂、國文、國中、國字、國立等，其“國”字可能代表：國民、民國、國家、中華民國或著是漢族的傳統文化。
同樣地，中國大陸由於共產主義體制下重視“人民當家做主”，故名稱多有“人民”字樣，如人民路、人民警察、人民醫院、人民公社（已廢除）、人民公園等。大陸又因爲60年間特別的歷史原因出現了許多名詞，如“武鬥”，“知青”，“老三屆”，“自衛反擊戰”，“下海”，然而這些用法在1980年之後漸漸減少，同時一些1949年前的舊稱呼重新出現。現今的大陸網絡事件也造就許多新詞彙，如“欺實馬”，“草”，“羊叫獸”等名詞。
此外，兩岸對新名詞的不同譯名也是詞彙差異的一大來源，特別是在於新出現的科技等詞彙上。港臺多稱“原子筆”，在大陸多稱“圓珠筆”。同樣使用簡化字的中國大陸和新加坡等地，也存在一些用詞習慣的不同。正體中文的文獻如果僅在文字上轉換爲簡化字形式，根據規範的要求，通常還不算作簡體中文。如今，“現代標準漢語”的三個名稱正好體現地方用語的不同，如“普通話”（大陸、港澳）、“國語”（臺灣，港澳則爲非官方叫法）、“華語”（新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