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魯迅手抄報圖片簡單，魯迅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文學家，他的作品我們幾乎每一個人都學習過，他的小說也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他爲中國現代文學做出了巨大的奉獻。
走進魯迅手抄報圖片簡單：小說特色
魯迅的小說選材獨特，在題材的選擇上，魯迅對古典文學中只選取“勇將策士，俠盜贓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後來則有妓女嫖客，無賴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爲人生”的啓蒙主義式的創作目的，開創了“表現農民與知識分子”兩大現代文學的主要題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魯迅在處理這些題材時又具有極其獨特的眼光。在觀察和表現自己的主人公時，他有着自己獨特的視角，即始終關注着“病態社會”裏知識分子和農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鄉》中，最震動人心的不是閏土後來的貧苦，而是他一聲“老爺”所顯示的心靈的麻木。對知識分子題材的開掘，又着眼於他們的精神創傷和危機，如《在酒樓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獨戰多數的英雄擺脫不了孤獨的命運，在強大的封建傳統壓力下又回到原點，在頹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魯迅的這些改革在《吶喊》和《彷徨》中就演化爲“看/與被看”與“歸鄉”兩大小說情節、結構模式。小說《示衆》中所有人的動作只有“看”，關係也只有“看”與“被看”，由此形成了“看”與“被看”的二元對立，這種對立在《狂人日記》、《孔乙己》、《祝福》等小說中都有展現。而在“歸鄉”模式中魯迅不僅講述他人的故事也講述自己的故事，兩者互相滲透，影響，構成一個復調，如在《祝福》中，講“我”、“祥林嫂”與“魯鎮”的三重關係，這個關係中既包含“我”與“魯鎮”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與魯鎮的故事，然而讀者往往忽視前者，前者講一個“永遠漂泊者”的故事，後者講一個封建社會吃人的故事。兩個故事相串聯，以祥林嫂的問題拷問“我”的靈魂，從而揭示“我”與魯鎮傳統精神的內在聯繫。類似這種模式的小說還有《故鄉》、《孤獨者》和《在酒樓上》。
除此之外，一方面，魯迅一直在探索主體滲入小說的形式。《在酒樓上》和《孤獨者》中，小說的敘述者“我”與小說人物是“自我”的兩個不同側面或內心矛盾的兩個側面的外化，於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靈魂的對話與相互駁難的性質。另一方面，魯迅也在追求表達的含蓄、節制、以及簡約、凝練的語言風格。他曾說“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求能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肯什麼陪襯也沒有。”對此他在介紹寫小說經驗時也說“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這也說明魯迅在描寫人物時着重人物的精神風貌，在描寫中非常注重農民的藝術趣味。魯迅研究了農民喜歡的舊戲和年畫的藝術特點，並運用在自己的藝術創作中，使他的小說顯示了濃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廣泛借鑑了詩歌、散文、音樂、美術，以至戲劇的藝術經驗從事小說創作，並且試圖融爲一爐，於是出現了“詩化小說”（《傷逝》、《社戲》等）、散文體小說（《兔和貓》、《鴨的喜劇》等），以至“戲劇體小說”（《起死》等），等等。
30年代的魯迅的創作精力主要放在雜文上，然而他並未忘記小說的創作，並貢獻了他最後的創新之作《故事新編》。這部小說集依舊展現了魯迅不羈的想象力與強大的創造力：對在《吶喊》和《彷徨》中創建的中國現代小說的創作規範進行新的衝擊，尋找新的突破。在《故事新編》中，魯迅有意識的打破了時空界限，採取“古今雜糅”的手法：小說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歷史記載外，還創造了一些次要的戲劇性的穿插人物，在他們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現代語言，情節和細節。用現代語言自由發揮，以“油滑”的姿態對對現實進行嘲諷和揭露。同時在許多篇什中都存在着“莊嚴”和“荒誕”兩種色彩與語調旋律，相互補充，滲透於消解。例如《補天》中，女媧造人時的宏大與瑰麗令人嚮往，而結尾，後人打着“造人、補天”的旗幟在死屍的肚皮上安營紮寨又顯得極其荒誕，這種荒誕將前文的偉大感消失殆盡，並轉化爲一種歷史的悲涼。
走進魯迅手抄報圖片簡單：魯迅的雜文特色
魯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別是後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裏，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與心血於雜文創作中。他的雜文極具批判性，魯迅曾把雜文分爲“社會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強調的正是雜文的“批評（批判）”內涵與功能。順次翻開魯迅生前出版的14本雜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論戰，反擊……的思想文化鬥爭的編年史：從《熱風》開始的對封建禮教、舊傳統的批判，與復古派的論爭，一直延續到《且介亭雜文末編》對國民黨政府的法西斯專政的抗議，對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路線的反擊。魯迅雜文所顯示的這種“不克厥敵，戰則不止”的不屈精神，從根本上有違於中國文化與中國士大夫文化知識分子的“恕道”、“中庸”傳統，集中的體現了魯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異質性。
魯迅的批判不同於一般的思想評論，他把自己的批判鋒芒始終對準人，人的心理與靈魂：這是一種文學家的關照。正如魯迅自己說：“我的習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爲關注的正是人們隱蔽的，甚至自身無法自覺意識的心理狀態。如雜文《論“他媽的”》，魯迅在國人習以爲常的“國罵”背後看出了封建等級、門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魯迅還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據此而寫出的一些雜文，例如《小雜感》：“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魯迅的雜文思維也是非規範化的，他常在常規思維路線之外，另闢蹊徑，別出心裁，就打開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學術隨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係》中就以這種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樣的結論：嵇、阮對禮教的破壞只是表面現象，事實上卻是愛之過深的表現。魯迅雜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難以接受，還在於他的同樣違反“常規”的（聯想力）想象力，魯迅一方面將外觀形式上離異最遠似乎不可能聯繫在一起的人和事連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發現“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夠發現和感受到歷史與現實的獨特聯繫。在《小品文的危機》中“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塗脂抹粉，在夜裏到馬路上來”。這樣一端是高貴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乾淨的地方”，在經過魯迅的牽連下就達到了“神聖”的“戲謔化”，“高雅”的“惡俗化”。
“將具體的、個別的人與事排除個別性、具體性、特殊性，做出普遍意義懂得整體概括，並加以簡括的名稱，經‘這一個’提升爲‘這一類’的‘標本’，同時保留着形象、具體的特徵，成爲‘個’與‘類’的統一”這是魯迅在進行論戰時所採取的基本方法。在魯迅生前的14本雜文集中塑造了許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兒狗”、“西崽”、“洋場惡少”、“革命工頭”等等。這些形象常是對某人一時一地的言行作爲一種典型現象來加以解剖，“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從而提煉出的一種社會類型，這些形象具有超時空的意義，這也使得這種類型的“共名”與魯迅小說裏的阿Q、祥林嫂一樣，具有長遠的藝術生命力。
與思想的天馬行空相適應，魯迅雜文的語言也是無拘無束而極富創造力的。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把漢語的表意、抒情功能發揮到了極致。在他的雜文中：或口語與文言句式夾雜；或排比、重複局勢的交叉運用；或長句與短句、陳述句與反問句的相互交錯，混合着散文的樸實與駢文的華美與氣勢，可謂“深情並茂”。如《記念劉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酣暢淋漓，氣勢可觀。而在另一方面，魯迅雜文的語言又是反規範的，他故意地破壞語法規則，違反常規用法，製造一種不和諧的“拗體”，以打破語言對思想的束縛，同時取得荒誕、奇峻的美學效果。比如他有時將含義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詞組織在一起，於不合邏輯中顯深刻：“有理的壓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馳騁”等等。
走進魯迅手抄報圖片簡單：魯迅的散文特色與學術思想
魯迅所創作的散文不多但卻可說篇篇精品，這些篇章收錄於《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是魯迅對於童年、青少年時期的回顧，是對作者青少年時期生活斷片的回憶，包含少年時代的紹興印象、南京求學、留學日本、回國後在紹興任教等基本的成長經歷，尤以記述故鄉生活者爲最多。相比他的雜文這些文章多了明朗、純真、親切的情味。《朝花夕拾》側重於世態人情的描畫，既側重於生機盎然的自然情境（如《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與滿含生趣的少年行動（如《社戲》）的真切憶述，又側重於帶着寬厚的親情刻畫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範愛農、“三味書屋”的壽鏡吾先生。作者沒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視角寫他們，而是以情感帶動團憶的筆。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長媽媽。在《阿長與<山海經>》等作品中，魯迅儘量以客觀的述說，不隨意加以褒貶，在樸實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讀者深深地爲長媽媽的善良、單純、熱誠、美麗的心靈所感動。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對舊日生活中枯燥、荒謬、愚妄的世相的不滿，則顯得並不突出。舊日的美與愛．既可看作是魯迅思想苦悶時的精神避難所，也可視爲他“爲現在抗爭”的疲累身心的憩園。
與《朝花夕拾》“閒話”風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詩集《野草》則呈現了另一種“魯迅風”。在《野草》裏，魯迅的筆下，涌出了夢的朦朧、沉重和詭異，鬼魂的陰森與神祕；神幻的場景，荒誕的情節；不可確定的模糊意念，難以理解的反常感覺；瑰麗、冷豔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濃郁的詩情……這些“奇峻的變異”一大原因是語言的特殊——來自於日常生活用語的變異，集華麗與艱澀於一身。另一方面的原因則是《野草》的變異的文體：明顯的表現了散文的詩化、小說化（《頹敗線的顫動》）、戲劇化（《過客》）。《野草》總的藝術特徵是內斂的抒情傾向，它所表露的是靈魂的‘真”與“深”，是對於“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覺體驗與突圍。魯迅在這裏借鑑吸收併成功地運用了象徵主義手法，但比同時期李金髮的硬性移植顯然更加自主自如。因而也取得了藝術表現手法探索上的極大成功。《野草》以表現主題的不確定性，幾乎包含了魯迅情緒、性格甚至整個內心世界的各個側面，它更是啓蒙時期的文化批判者魯迅向啓蒙時期後的戰鬥者轉折過渡階段的心靈史。
學術思想
魯迅的文學史思想極爲豐富深刻，發出具有時代特色的熠熠光輝。他創造性地從事了文學史的編撰工作，留給後世兩部文學史專著——《中國小說史略》和《漢文學史綱要》，爲我國的文學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極爲遺憾的是，由於當時不利於創作的現實客觀條件，他本來計劃要寫的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學史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支持魯迅進行學術創作的兩大觀念，其一，早期的進化論的文學史觀，其二，中後期的馬克思唯物論指導的文學史觀。[129]
魯迅早年接受了嚴復《天演論》的影響，故而使得進化論的思想根深蒂固直接影響到他的學術研究。一方面，魯迅認爲文學作爲一種藝術形式，不斷地變化發展着，具有求新求變的本質，它的變化發展不可阻擋。“進化如飛矢，非墮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飛而歸弦，爲理勢所無有。”人類社會不斷地進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獨有萬古不磨的典則。”文學樣式之一的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豔，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作爲小說的初始形態，“迫神話演進，則爲中樞者漸近於人性，一凡所敘述，今謂之傳說”。另一方面，在文學不斷進化發展的基礎上，魯迅認爲文學還必須革故鼎新。“進化的途中總須新陳代謝。所以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壯，舊的也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進化的路。”而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說之後的文學史研究中，魯迅一直堅持着唯物論，從科學的客觀性出發，堅持物質第一性，認爲人的意識是對客觀存在的反映和摹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