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春風惠我家手抄報，中國的美好今天和更美好的未來都離不開改革兩個字，新中國的改革讓我們的國家經濟變得越來越美好了，改革開放這麼多年造就了我們的美好今天。
手抄報一：改革的意義
以改革創新爲核心的時代精神是中華民族歷來具有的富於進取的思想品格。 中華民族作爲一個古老而年輕的民族，幾千年血脈不斷、文明不衰、生機勃發，必然積澱了深厚的精神文化傳 統。胡錦濤總書記 2006 年訪美時在耶魯大學發表演講時指出：“中華文明是世 界古代文明中始終沒有中斷、連續 5000 多年發展至今的文明。中華民族在漫長 歷史發展中形成的獨具特色的文化傳統，深深影響了古代中國，也深深影響着當 代中國。現時代中國強調的以人爲本、與時俱進、社會和諧、和平發展，既有着 中華文明的深厚根基，又體現了時代發展的進步精神。 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是十分豐厚的，但追根溯源集中表達於《周易》上的 兩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前者發展成了 革故鼎新、獨立自主、艱苦奮鬥、與時俱進的改革創新精神；後者發展成了以人 爲本、團結和諧、海納百川、協和萬邦的人文道德精神。這兩種精神各有側重， 卻又相輔相成、渾然一體，從一定的意義上說，這就是“自立立人”的關係。 一個民族越是自尊自重自立，就越是胸襟開闊，敢於揭己之短、善於學 人之長，能夠在廣泛吸納各種文化營養豐富自身的同時推動各種文明的繁榮燦 爛，從而對人類進步作出重大貢獻。應當說，中華民族就是這樣的民族之一。
周恩來曾經講：“我們的民族從來是善於吸收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的。我們吸收了印度文化和朝鮮、越南、蒙古、日本的文化，也吸收了西歐的文化。”許多學者的研究表明： “如果仔細地考察中國文化史，可以發現中國傳統文化有一種動態特徵，相當勇敢地吸收外來文化的因素，至少在文化的很多層面，追求流行、時新，與此同時毫不猶豫地拋棄舊有的模式。”正是在這種傳統推動下，我國不僅以著名的“四大發明”（造紙、活版印刷、指南針、火藥）、萬里長城、京杭大運河等偉大創造聞名於世，不僅以諸子百家思想豐富了人類的精神文化寶庫，而且以不斷變革創新的實踐彪炳人類變法自強的制度創新史。 從改革創新的視角看，中國近現代以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道路之爭，是中華民族能否真正實現改革創新的問題。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本身 就是中國歷史發展中的改革創新。
一是自主性，真正的改革創新必然是自主創新，是戰勝自我和超越自我，如果改 革創新的結果是喪失自我，那就不叫改革創新，而叫自我毀滅；
二是首創性，真 正的改革創新必然具有“第一次”的特徵，儘管它必然要學習借鑑別人，但其成 果卻必然不與任何已有成果相雷同，因此，“全盤西化”即使行得通，那也不叫 改革創新，而叫生搬硬套、拙劣模仿；
三是先進性，真正的改革創新必然順乎文 明之潮流、體現時代之脈動、展示歷史之未來，因而能夠獨領風騷、影響深遠， 如果只是歷史回聲的共振、甚至是歷史沉渣的泛起，那就不是改革創新，而是復 闢倒退。
反過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僅是偉大的愛國者、民族解放的先鋒，而且是最具浩然正氣和思想活力的改 革創新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三大理論成果就是這種改革創新精神的集中體 現。 一般地說，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空前偉大而艱鉅的事業，它決定了推進這一事業的理論和實踐必然具有無比突出的改革創新性；特殊地說，中國更是在各種客觀歷史條件幾乎不具備的情況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 每走出一步都必 然凝聚着艱辛的努力和巨大的創造性，都是“突出重圍”“殺出一條血路”。我們以毛澤東思想爲例。 它是在兩個學習受挫之後成功開創前所未有的新民主主義 道路的基礎上形成的。兩個學習受挫指的是，第一向西方學習走舊式資本主義民主革命道路受挫，第二簡單套用蘇俄“十月革命”城市武裝起義道路受挫。原因 都在於中國的資本主義太弱小，民主力量也相對弱小，而反民主的敵對勢力卻特 彆強大（三座大山），世界上現有的革新變法模式均不適用。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創新性就在於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實 際相結合，藉助於馬克思主義對時代、國情、世界政治經濟走向以及種種主觀條 件所作的科學把握，對於民族生存發展問題進行重新的定位，才使得看來毫無希 望的民族有了出路，有了生機活力 這個“結合”說起來簡單，實際上學問大得很。概括地說，馬克思主義 是一種世界歷史的高度和眼界，而中國實際則是中國現實歷史的具體階段，由於 近代以來的中國發展落後於世界歷史的進程，因而兩者存在着明顯的差距，要結 合就要尋找“結合點”。正是通過“結合點”把中國與世界、歷史與未來統一起 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在這方面可以說有“四大發現”：第一，發現中國工人階級， 它是中國具體歷史階段的世界性因素， 既有各國工人階級的一般特點， 又有其中國特有的性質和組成；第二，發現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雖然革命的性 質、任務、動力、對象等仍屬於民主革命範疇，但革命的領導力量已是無產階級 及其政黨，這就決定了它屬於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其前途是社會主義。第三，發現中國革命的特殊道路，即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它既體現了 現代歷史條件下城市的中心地位，又體現了中國具體歷史發展的水平。第四，發現了確保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即黨的領導、武裝鬥爭和革命根據地， 既反映了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要求，也反映了中國革命實際的特殊要求。這些偉 大的創新思想，不僅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人民的集體智慧，而且孕 育了體現中國歷史具體發展階段要求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
在中國民主革命中所形成的這種改革創新精神，就是一種革命精神，它和我們今天所倡導的改革開放精神完全一脈相承，都是中華民族革故鼎新、自強不 息、團結奮鬥、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的集中表達。從這個意義上說，把革命的實 踐和改革的實踐對立起來不僅在政治上有害，而且在道理上也說不通。（對“告 別革命”、“暴力社會主義”論調批判）實際上，正是在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 我們民族在革命時期形成的精神風貌，迅速地轉化爲新中國、新社會建設的強大 精神力量， 譜寫出和平建設年代的時代精神， 有力地推動了中國 “舊貌換新顏” 。
手抄報二：世界改革記錄
中國歷史上的改革
春秋時期管仲改革“相地而衰徵”；
公元前594年魯國進行稅制改革（初稅畝），承認了私田的合法性；
戰國時期的魏國李悝變法、楚國吳起變法、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秦國商鞅變法；
西漢末年王莽改制；
東晉末的劉裕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
唐代永貞革新；
後周世宗改革；
北宋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
明朝嘉靖前期張璁改革（嘉靖革新）；
明朝張居正改革“一條鞭法”；
清末的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以及新政；
民國的幣制改革:；
現代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運動和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經濟體制改革等；
中國90年代以來啓動新一輪改革；此外，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行對外開放。
世界歷史上的改革
公元前24世紀，蘇美爾城邦拉伽什的執政者烏魯卡基實行了目前所知世界歷史上最早的一次改革
公元前16世紀後期赫梯國王鐵列平針對王位繼承製度的改革
古希臘梭倫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伯利克里改革
古羅馬塞爾維烏斯改革、格拉古兄弟改革、馬略改革、凱撒改革、戴克裏先改革，習慣法到成文法、公民法到萬民法的改革
東羅馬帝國皇帝希拉剋略的軍區制改革
日本大化改新
法蘭克王國宮相查理馬特的采邑制改革（公元714~741年）
1517年從德意志開始的宗教改革
1787年美國製定憲法，變革邦聯製爲聯邦制
英國1832年議會改革（後又多次進行）
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改革
俄國農奴制改革；
日本明治維新；
美國林肯廢除黑人奴隸制；
土耳其凱末爾改革
羅斯福新政；
墨西哥卡德納斯改革
二戰後聯邦德國政治改革；
戰後日本的社會改革；
蘇維埃政府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
蘇俄新經濟政策；
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蘇聯赫魯曉夫改革、勃列日涅夫改革、戈爾巴喬夫改革，東歐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匈牙利的新經濟體制、波蘭的哥穆爾卡改革，中國的改革開放等）。
手抄報三：改革開放的過程
改革開始
1978年以前的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是全縣有名的“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後幾乎家家外出討飯。1978年11月24日，小崗村18戶農民以敢爲天下先的膽識，按下了18個手印，搞起生產責任制，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也許是歷史的巧合——就在這些農民按下手印的不久，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在關係國家命運和前途的嚴峻歷史關頭，以鄧小平爲代表的中國最高層的政治家和最底層的農民們，共同翻開了歷史新的一頁。小崗村從而成爲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
政策形成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
1979年，黨中央、國務院批准廣東、福建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並決定在深圳、珠海、廈門、汕頭試辦經濟特區，福建省和廣東省成爲全國最早實行對外開放的省份之一。1988年4月13日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關於建立海南省經濟特區的決議，建立了海南經濟特區。深圳等經濟特區的創建成功，爲進一步擴大開放積累了經驗，有力推動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進程。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國民經濟進入調整時期。1979年9月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允許農民在國家統一計劃指導下，因時因地制宜，保障他們的經營自主權，發揮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爲《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爲新時期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指明瞭方向。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肯定了包產到戶的社會主義性質。
到1983年初，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推廣。
1984年4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又進一步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這14個港口城市。逐步興辦起經濟技術開發區。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比較系統地提出和闡明瞭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確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全面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獻。政治體制的改革與經濟體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進行的。
80年代中期，中國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改革也開始啓動。
從1985年起，又相繼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東南地區和環渤海地區開闢經濟開放區。
1988年增闢了海南經濟特區，海南成爲中國面積最大的經濟特區。
1990年，黨中央和國務院從中國經濟發展的長遠戰略着眼，又做出了開發與開放上海浦東新區的決定。中國的對外開放出現了一個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