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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記者王銘義駐京記 新書《駐京採訪札記》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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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記者無疑是京城境外記者裏一個特別的羣體:他們抱團,在犯規和受罰中習得兩岸間的政治禁忌,又在遵守紀律和實現突破之間習得微妙平衡,他們是和體制最親近的“外來勢力”,也是瞭解北京的重要窗口。

在北京光華路甲9號,臺灣駐京記者王銘義完成了他的新書《駐京採訪札記》。5月初,即將卸任臺灣地區副領導人的蕭萬長出席了新書的臺北發佈會。蕭萬長敘述了自己與這位記者的友情後,讚賞書的內容,並強調書裏有許多連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

臺灣記者王銘義駐京記 新書《駐京採訪札記》發佈

臺灣記者王銘義駐京記 新書《駐京採訪札記》發佈

王銘義是臺灣《中國時報》駐京記者。在臺灣媒體圈內,52歲的王銘義擁有最久的駐京歷史,甚至和兩岸一些高級官員擁有了可直呼其名的親密關係。

截至2012年5月,在北京和上海等地駐點的臺灣媒體已經有9家。臺灣記者無疑是京城海外記者裏一個特別的羣落,他們的採訪、駐點故事也是兩岸關係的晴雨表。

  破戒登陸

敘述北京故事的傳統從1987年便已經開始。最早赴大陸採訪的臺灣記者是《自立晚報》的李永得、徐璐。1987年9月,他們突破蔣經國當局禁令,經由日本赴大陸採訪。臺灣當局尚未解除禁令,而《自立晚報》卻公開宣佈記者的採訪計劃,等於赤裸裸地挑戰當局的底線。

北京在考慮了兩天後,答應了兩位記者的採訪,並由中新社負責接待,並向臺灣記者保證“想採訪誰,到哪裏採訪都儘量滿足要求”。初到北京的臺灣記者,列出了長長的採訪名單,包括陳鼓應、張春男等從臺灣過來的“叛逃者”,甚至還包括當年的異見分子方勵之。當中新社負責人陳佐洱在電話裏詢問方勵之,可否把他的電話號碼告訴臺灣記者時,同時表示自己只負責聯絡、不陪同採訪,方勵之吃驚地反覆問:“你不陪着來?”這讓方和其所屬的中科院都很驚訝。

爲了給臺灣記者留下良好印象,當時大陸方面可謂用心良苦。在杭州,官方爲徐璐找到了她從未見過的阿姨;臺灣記者每到一站,當地就要召開省委宣傳部、對外宣傳部門、中新社、公安廳等部門的聯席會議,討論記者安保事宜。甚至在臺灣記者離開大陸後官方還特地組織了一個包括中宣部、臺辦等負責人在內、有40多個部委參加的座談會,專門聽取中新社負責人的彙報。

14天走馬觀花的行程裏,兩位臺灣記者就像《格列弗遊記》一樣,來到一個熟悉而又陌生的環境。在大陸這座新聞富礦裏,兩人十分興奮。在李永得和徐璐的報道和回憶中,北京並不像臺灣過去宣傳片裏那樣老舊,而是有現代化的一面;不過走出高水準的涉外飯店,道路兩旁是一排排不加任何裝飾的商店,出售着最老式的商品和服裝,滿街是腳踏車和穿着灰撲撲、表情平淡的人們。

他們看到火車站售票窗口提着大包小包的人們排起了長龍,但港澳同胞售票專門窗口前門可羅雀,因此建議“臺灣人以後不應接受這種特權,會增加大陸人民的反感”。而在《參考消息》轉載了他們的報道後,大陸讀者也感受到一種前所未見的報道風格。

兩位記者回到臺灣後,即遭到臺灣當局處罰並被起訴。在長達一年半的司法進程中,《自立晚報》聘請的六位律師擊敗了公訴機關。整個臺灣輿論也有利於他們,國民黨內的改革派伸出援手,時任“司法院院長”的林洋港還曾在和媒體的餐敘場合公開表態支持他們。

就在與政府打官司的一年半里,政治強人蔣經國於1988年1月過世,李登輝當局出臺了有關兩岸新聞交流的法案,大陸方面也頒佈了《關於臺灣記者來大陸採訪的管理辦法》。大陸對臺灣記者開放力度大得驚人,臺灣記者沒有受到管制。直到1989年,鑑於臺灣媒體大量派記者報道當時的政治風波,大陸官方下發文件,規定臺灣記者必須先向新華社香港分社提出申請,獲批准後纔可申請《臺胞證》加簽,並向中國記協領取該次採訪的採訪證,否則即使入境,也不得采訪。

  入鄉隨俗

2012年3月的“兩會”溫家寶總理記者會上,在第三次舉起手後,王銘義得到了提問機會:“大家很關心明年3月您退休以後有沒有可能到臺灣自由行?”

“我已經連續10年在這個場合談臺灣問題了,每一次心情都很不平靜。”溫家寶說,接着他表達有條件時願意去臺灣自由行的心願。

自1991年時任總理的李鵬受人大新聞發言人周覺的邀請,首次成爲記者招待會的主角後,總理記者招待會由此制度化。每次記者會上,都例行爲臺灣、港澳和外媒三個類型的記者各保留至少一個提問機會。

在這些開放度最高的場合,大大小小的新聞發佈會上,無論是省市還是部委,都會給臺灣媒體預留機會。不過,在這些政治場合賦予臺灣記者特殊地位,不代表在任何場合都歡迎他們,無論是早年兩岸尚未公開接觸時,還是兩岸已經處於蜜月期的今天。

1990年臺灣當局允許記者赴大陸採訪的決定,只比開放報禁處晚了幾個月。

早年,爲了讓派駐大陸的記者得到良好的採訪條件,一些臺灣媒體會比照“外交”人員的出差津貼,付給外派記者高額的補貼並追加意外險;出發前,也會有一些媒體主管會將CNN的金科玉律“沒有一則報道值得付出生命”作爲臨別贈言。通過這個例行的儀式,可以想象當時的臺灣記者在踏上神祕大陸時的複雜心情。

1990 年,首批來到北京的記者,受限於規定,只能住在三星級以上涉外賓館。於是《聯合報》資深記者賴錦宏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只能住和平賓館。幾乎同一個時期被派駐北京的王銘義則住在貴賓樓飯店。飯店的排班出租車司機都認得臺灣記者的長相,幾點出門、到哪兒、見誰?行程都摸得一清二楚。

在 1988年出臺的《關於臺灣記者的管理辦法》中,大陸官方清楚表明對臺灣記者的管理工作是“政治任務”,所謂的“管理”並沒有細化的想法。但1994年發生的千島湖事件,成爲一個轉折。起初,大陸官方稱,這場讓24位臺灣旅客乘船遇難的事件是“意外事故”,但在臺灣媒體突破禁令、自行調查,並提出質疑後,大陸官方承認觀光船火災是由歹徒登船搶劫並縱火造成。此次臺灣記者層出不窮的採訪與突破手段,讓主管官員印象深刻。如何在涉及臺灣議題時對臺灣記者公開信息,不傷害臺灣人民的感情,又能把握好開放尺度,成爲擺在官方面前最大的難題。最後官方採取了一個折中方案:不同媒體區別對待,放寬採訪條件。

1996 年12月1日,國臺辦頒佈了《關於臺灣記者來祖國大陸採訪的規定》,確定臺灣記者的採訪工作由國臺辦主管,規定的第一條便表明:“爲方便臺灣記者進行新聞採訪,加強海峽兩岸新聞交流,以加深兩岸人民的相互瞭解,促進兩岸關係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特制定本規定。”“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被寫入規定中,也就是說,只要是宣揚“臺獨”理念或是破壞兩岸關係發展的新聞、人、事、物都不受歡迎。根據這一規定,深綠的《自由時報》,黎智英控股的《蘋果日報》至今未能到大陸駐點。

  有關記者採訪條件的限制,也在逐步放寬。

2005 年前,駐京臺灣記者最多隻能連續呆一個月,現已延長至三個月,並且可以申請延期一次。2000年以前,臺灣記者只能住在三星級以上涉外賓館,現在大部分臺灣媒體選擇爲記者在北京租公寓以作辦公和生活之用,甚至《聯合報》還在北京繁華地段東直門買下專屬公寓。2008年,官方出臺的新辦法規定:臺灣記者採訪不再需要提前10天申請,同時駐點期間可多次往返。辦法還特別提到,臺灣記者可以通過有關部門指定的服務單位聘用大陸居民從事輔助工作。

在變化的不只是大陸主管者。臺灣媒體生態也在發生着改變,黨報《中央日報》停刊,偏綠的《自由時報》正在崛起,打破了王銘義與賴錦宏所在的“中時”與“聯合”被稱爲臺灣“兩大報”的格局;2000年,黎智英等港資媒體赴臺後,《蘋果日報》成爲最受歡迎的報紙。電視上也出現了更多的頻道和開放的政論與新聞節目,娛樂節目更是透過點對點的方式傳播到大陸,一些臺灣娛樂主持人的知名度遠比大陸主持人高。

“臺灣記者比較擅於圍堵,隨從人員和保安就會警惕,我們會大聲喊大陸官員的名字,有些時候會強行闖過隨從的阻攔,”東森電視臺的主任記者楊釗說,“如果第二天台灣觀衆能看到我們圍追堵截的新聞,老闆會覺得我們很敬業。”這種生猛活躍的工作方式,也由他們帶到了大陸的新聞現場,甚至影響了許多大陸記者。

但與此同時,2300萬臺灣人似乎也越來越不關心大陸新聞。根據一項調查,臺灣報章的大陸版新聞閱報率只有2%,遠低於頭版、社會和娛樂版,年輕讀者不關心大陸新聞已成趨勢。不少駐大陸的臺灣記者,時而是採訪大陸高官的文質彬彬的時政記者,時而又變成娛樂記者,甚至成爲狗仔隊,因爲一些大陸明星的花邊新聞比常委更容易上臺灣的電視畫面。迫於市場需求的變化,採訪主題只能炒短線,通常以兩岸、臺商新聞爲主,大陸重大突發事件爲輔。

媒體付給駐京記者的津貼也越來越少,已無法與當年在北京住貴賓樓飯店、享受每日上百美金外駐補貼外加交通、住宿實報實銷的前輩相比。目前,臺灣媒體給大陸駐京記者的每日補貼已經下降到40—50美元左右,交通與通訊補貼也有上限,普遍在2000元到3000元人民幣每個月。但這還是讓不少臺灣內部的記者羨慕,臺灣媒體行業早已不是解禁初期的黃金行業,整體待遇大不如前。

  不成文的默契

“只有摸清底線,才能遊刃有餘。”

長達20多年的實踐中,臺灣記者與大陸官方在漫長的磨合期裏,形成了不成文的默契。而在起初,臺灣記者的學習代價無法避免包括“觸線”和被罰。

如 1994年全國“兩會”期間,賴錦宏在採訪政治風波相關人士時被有關部門問訊4小時,此後被禁止入境半年。1996年3月,臺視兩位記者隋安德與莊濟維利用“兩會”報道期間,偷偷由北京轉往福建,欲拍攝解放軍臺海演習,剛下飛機即遭控制。大陸方面認定其行爲已觸犯《國家安全法》,經海協會與海基會奔走協助,72個小時後,兩名記者遭驅逐出境。

其實相比之下,北京對臺灣記者破壞紀律的容忍度已相當高。不過,相比其他境外記者,臺灣記者最需要適應的特色紀律是“稱謂”之別。

不少臺灣記者初次參加大陸的部委記者會,會在衆目睽睽下被髮言人羞辱一番,原因就是他們忘了改變習慣稱謂,在大陸直呼“總統”或“臺灣總統府”,或是一直圍繞“臺灣爲何不能加入聯合國”等問題緊追不問。

這種兩岸語境不同造成的最大尷尬,總是發生在外交活動場合。2001年的APEC會議上,一名臺灣記者用“中共”稱呼大陸政府,讓時任外長的唐家璇當衆發怒:“這裏是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上海,你口口聲聲‘中共’,這名詞我以前聽過,現在已經是歷史名詞,卻出自你這個臺灣記者口中!”在場的臺灣經貿官員面面相覷。

2006年,時任外長李肇星出席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峯會記者招待會時,被臺灣媒體問及對陳水扁涉嫌貪腐怎麼看。李當即迴應:陳水扁只不過是臺灣省級幹部,對方能否提點工作上的問題?貪污問題屬內政,“我是外交部長,這樣好嗎?”

搞清“稱謂”,成爲不少年輕記者赴大陸採訪的第一課。在北京看來,稱呼“中國”還是“大陸”或“中共”,背後隱含着媒體或記者個人的政治面貌,一旦出錯,主管單位臺辦在製作臺灣記者的A、B檔案時會記上一筆。

現在,對大部分臺灣記者來說,在大陸工作和活動的注意事項都已默然於胸:不同於臺灣幾乎對所有媒體敞開甚至不用看《記者證》即放行的政府機構,在北京,到人民大會堂要有請柬,到外交部要申請《外交部通行證》,到國新辦要有新聞辦的《記者證》,幾乎每一個部會採訪,都要重新申請,光靠官方發的《臺灣記者證》是不夠的?

同樣是最早一批駐京的《聯合報》記者賴錦宏,在自己的facebook上寫下一系列短小的日記《那些年,我們一起跑過的兩會》。“省長和省委書記,平時若沒有召你來京開會,是不能隨便進京的。省市與中央的聯繫,就完全靠各省駐京辦主任這個公開的‘情報頭子’。”幾乎每年3月份都會出現在人民大會堂的賴錦宏向同行傳授經驗,“我就琢磨出一個不變的方法。與其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在冷風中癡癡地等,不如到他們交際應酬的地方守株待兔。有一年,我一個晚上守在北京飯店大堂就逮住了四個省長或書記,做了專訪。第二晚,又在貴賓樓飯店逮住三個。”

在外交場合,一些不符合大陸底線的問題會造成彼此間的尷尬;但在另外一個場合,這些記者則會放鬆很多。北京宣武區廣安門南街一座看似不起眼的大樓,是駐京臺灣記者們最喜歡去的地方。這是國務院臺灣辦公室的辦公大樓,每週三在這裏召開的記者會,是大陸除了外交部記者會外,最受關注的記者招待會,主角是國臺辦的新聞官和臺灣記者。

2008年、2012年,兩次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當天,未能赴臺執行選舉權的臺灣記者都選擇聚集在國臺辦門口——抱團是這些駐京臺灣記者形成的又一個默契,白天各憑本事發稿,晚上約吃宵夜,在艱難的採訪環境中培養出同志情誼。雖然當天不是例行記者會的時間,但他們都想第一時間聽到國臺辦的表態。國臺辦的傳達室成爲這些記者的臨時辦公室,國臺辦工作人員還會給臺灣記者煮熱騰騰的咖啡。在得知選舉結果後,國臺辦的官員會出來向臺灣記者作迴應。

由於兩岸關係的微妙性,臺灣記者經常扮演溝通者角色。國臺辦會定期宴請臺灣記者餐敘,瞭解記者生活情況;記者返臺後,“陸委會”、海基會官員也找記者聊聊在大陸採訪狀況。因此國臺辦的新聞官與大部分臺灣駐京記者私交很好。2008年,曾任國臺辦發言人的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在臺南遇襲後,不少一線駐京臺灣記者紛紛聲援。

國臺辦絕大部分官員的私人電話都向臺灣記者公開,臺灣記者可以給新聞官打電話諮詢,無需預約,雖然這在臺灣早已是家常便飯。這些年,臺灣記者爭取到的這些待遇開始惠及內地記者,不少大陸市場化媒體亦因爲國臺辦的進步受益。

與之對應的是,臺灣記者也開始學會配合國臺辦的要求,不主動惹事。在兩岸高級別政要會面時,臺辦官員會要求警戒線外的臺灣記者不要大聲叫喊着提出採訪要求。於是,胡(錦濤)吳(伯雄)會現場,二人握手一刻,整場平靜如水,只有閃光燈的聲音及二人的寒暄聲。

  紅牆故事的敘述者

對於一些長期駐京的臺灣記者來說,他們與一些大陸高級官員的互動時間並不比大陸官方媒體記者少。聯合報資深記者賴錦宏就曾多次採訪過包括薄熙來、張立昌在內的多位大陸高官,幾乎每年大陸兩會上,都會出現他的身影。

比如2005年,國民黨主席連戰歷史性的“破冰”之旅中,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於瀛臺夜宴臺灣訪問團。餐敘時,胡錦濤指着茅臺酒,回憶其在貴州的工作,由於茅臺酒產量不夠,自己曾想推廣茅臺酒,便要求廠商使用相同技術、相同酵母,到其他地方嘗試生產,但怎麼試,味道就是不對;後來發現是氣候的緣故,只好回到原地生產,擴大了生產面積,才得以釀造更多茅臺酒,供應市場的需要。當天國共兩黨互動氣氛十分融洽,一旁的副總理吳儀拍了拍胡錦濤:“今晚可喝了不少喲!”而當瀛臺的侍者每回幫胡錦濤斟酒時都只斟五分滿,卻給連戰斟到八分滿,吳儀見狀拉高嗓門提醒侍者:“不能這麼欺負客人。”胡連二人哈哈大笑。

宴會結束後,胡錦濤示意幕僚取出一份早已從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複印裱過的文件資料送給連戰。連戰接過後仔細端詳才發現是祖父連橫的親筆手稿,驚喜萬分。

而 2008年,胡錦濤宴請吳伯雄時,主菜上桌不久,在胡錦濤的示意下,服務人員從側門推出一個大蛋糕,國民黨不少與會人員才知道當天是吳伯雄的農曆生日。胡錦濤突然起身,向吳伯雄舉杯致意,甚至親自開口起音,帶領兩黨高層高唱“生日快樂”歌,讓吳伯雄感動不已。(香港鳳凰週刊,2012年7月5日出版,第 19期,總第440期。)

(轉自一五一十部落)

  王銘義個人資料:

王銘義,中國時報大陸新聞中心主任記者、駐北京特派記者。 一九六○年出生於臺灣省臺中縣,祖籍福建漳浦。東海大學政治系畢業,東海大學一九八五級畢聯會主席,曾任自立晚報政治組主任、中國時報採訪中心副主任,臺灣“兩岸新聞記者聯誼會”創會會長。

從一九九○年迄今,採訪評論兩岸新聞,目前是兩岸唯一全程採訪兩會香港、新加坡、上海、 北京、臺北歷次會談的新聞記者。全程採訪九七香港、九九澳門迴歸、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和全國人大政協會議,以及文萊、上海、墨西哥APEC年會等多項重大活動。

王銘義著述甚豐,近年出版的兩岸專著有:《不確定的海峽》(時報出版)、《兩岸和談》(商周出版)、《對話與對抗:臺 灣與中國的政治較量》(天下出版),系統化、完整地見證、並紀錄了兩岸各項協商與談判進程。二○○八年曾採訪博鰲論壇、四川地震災區、拉薩聖火傳遞、海基海協北京復談、海基海協臺北會談、探訪贈臺大熊貓、上海經貿文化論壇等活動。由於長期採訪島內政治要聞與兩岸新聞,王銘義與臺灣當局領導人、各政黨領袖,包括馬英九、蕭萬長、連戰、吳伯雄,以及蔡英文、黃昆輝等人都相當熟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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