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來，也就是從清朝後期開始到現在，中國的精英們來自什麼樣的家庭？大家看看，和自己想的是不是一樣？
顧名思義，“教育精英”是指主要依靠教育或文憑、考試等成爲社會精英的羣體，也因此，它顯然不同於以掌握政治權力爲標誌的“政治精英”，而“社會精英”是個更寬泛的概念，往往指一個時代一個社會所有中上階層。當前，“教育精英”、“政治精英”乃至“財富精英”是我們這個時代共存的社會精英的主要三種類型，他們彼此有區別，但也有聯繫，甚至相互重合。
中國一直是重視教育，重視考試的國家，即便是政治精英、財富精英的後代，往往也需要通過考試，成爲教育精英從而延續家族精英地位，因此，從這個角度說，理解教育精英是理解中國精英的最關鍵所在。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中清（James Lee）、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樑晨及其團隊的合作研究發現，在過去的150年中，中國的教育精英，即受過良好教育、最具優勢的職業羣體有四個階段的轉化：
1865—1905年，即清政府廢除科舉之前，超過70%的教育精英是官員子弟，來自全國各地的“紳士”階層；
1906—1952年，超過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專業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區；
1953—1993年，約超過40%的教育精英是來自全國的無產階級工農子弟；
1994—2014年，超過50%的教育精英來自各地區的有產家庭，與特定的重點高中。
這些數據來源於Lee-Campbell（李中清、康文林）領銜的中國教育精英大數據庫，這是一個“基於個人層面的、自1760年至今中國教育精英社會與地區來源的數據庫”，其中包括絕大部分清代舉人、貢生、進士和官員（1644—1911）、大部分中華民國大學畢業生和公務員（1912—1949）、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學畢業生和衆多中國211工程大學的校友（1949—）。
李中清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歷史系，長期從事社會科學史研究。
數據顯示，寒門子弟在清代進士中的比例要明顯低於明朝，而到了晚清只佔全體進士的10%左右，佔貢生和舉人的20%，絕大部分的中高級科舉功名由官員子弟掌控，這是此階段中國精英教育學生來源最顯著的特徵。進入民國以後，情況迅速轉變，商人與專業技術人員子弟成爲教育精英的最主要來源，總體比重超過六成，在一些私立院校甚至達到九成。
李中清表示，中華民國時期的高校學生資料相對開放和完整。民國約有18萬大學畢業生，目前他們收集了10萬份左右來自25所大學的學生記錄，供以研究。
1953年至20世紀末的調查成果此前已經發表，有《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49—2002》一書。研究認爲，這一階段社會上層子女壟斷教育的狀況被打破，工農等社會較低階層子女逐漸佔據相當比重。基礎教育的推廣、統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點中學的設置等制度安排推動了這種改變。
報告還表明，21世紀以來中國的精英大學中來自農民家庭的學生比例與人數均有下降，在自主招生體系中這一轉變更劇烈。但在普通高考體系中，來自藍領階層家庭（農林牧副漁水利生產人員）的學生總體比例則相對穩定。而以蘇州大學爲例，幹部子弟的情況也發生了很大轉變，越來越多的幹部是商業或企業幹部，而非傳統認爲的行政管理幹部。
作爲對比，李中清分析了中國香港和美國的情況。在香港接受政府資助的八家大學，約有一半本科生來自中低收入家庭，但這不排除上層社會的家庭已經把子女送去了哈佛、劍橋；而在美國，半數精英大學生來自5%最富有的家庭。
教育精英空間分佈的變化也被考慮在其中。從乾隆年間科舉晉升官員的地理分佈來看，他們遍佈全國，相對集中於江蘇、華北華中，在20世紀早期形成了北京天津中心、江蘇浙江中心；1949年以後，中國精英大學的學生地域來源也有明顯的兼容性，在學校招生範圍內，地域覆蓋較全面。但在近幾年推行的自主招生體系中，這種兼容性似乎消失了，地域偏向非常明顯。
李中清等的研究還發現，在1906-1952、1994-2014這兩個階段，商人和有產者的後代最可能成爲教育精英。
這兩個階段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同點更加明顯。儘管這兩個時期教育都受到財富的影響，但顯然在統一高考和國家意志的影響下，後一階段工農等社會中下層子弟在高等教育體系中還較爲穩定地保持着三成左右比例。當然，他們的地理來源等或許發生了較大轉變，城鄉、東西差別有所擴大，但在前一階段，幾乎沒有社會中下層子弟。這種差別對當下中國其實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同時，我認爲這兩個階段儘管都存在大量財富所有者，但其特點可能不完全一樣。我認爲民國時期財富所有者主要是依靠土地或工商業起家，而在目前階段，根據相關研究顯示，中國大量財富所有者的金錢來自地產經濟的爆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