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鵑認爲，“母乳最優”的哺育理念已然成爲一種對女性哺育行爲的道德期許甚至是規範，如果母親不能提供給孩子這種最優食物，那麼她的母愛將是不完整的，進而她的母親身份也是不合格的。社會對哺乳期女性的母職要求造成了一種…
原標題：女性能否擁有哺育自由？ | 母親節
記者 | 實習生 姚冰淳
編輯 | 林子人
“6個月內純母乳餵養是最佳的嬰兒餵養方式。6個月後在嬰兒添加輔食的基礎上，建議持續母乳餵養到2歲或更長時間”，這是來自世界衛生組織關於母乳餵養的行動指南，它已經得到很多國家政府和權威機構的認可。世界衛生大會在2012年提出，到2025年，全球0至6個月嬰兒的純母乳餵養率要達到50％。中國2017年制定的《國民營養計劃（2017-2030年）》也提出了同樣的目標，並將完成這一目標的年份提前至2020年。
實際上，從90年代起，中國就已加入國際母乳餵養倡導運動的浪潮中。通過官方、非官方機構以及醫療部門的宣傳推廣及制度安排，藉由各種科學數據和論證的加持，母乳餵養已經被建構成一種最優的嬰幼兒餵養方式，形成了“母乳最優”的哺育倫理。這一倫理的核心是保障嬰幼兒的健康與福祉。
然而，母乳餵養不僅與嬰幼兒的健康有關，哺乳作爲一種行爲實踐更關乎母職和女性體驗，母親作爲生育主體的經驗應該受到足夠的關注。從近代到現代，中國女性的哺育方式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母乳最優”的哺育倫理對女性造成了怎樣的壓力？母乳餵養作爲一種非常個人的、體驗性的母職實踐，作爲母親的女性在這其中又有多少自由？
#01
強國強種與科學育兒：
近代中國的母乳與牛乳
在自然界，母親親自哺育幼兒是普遍規律，瑞典博物學家林奈以雌性哺乳動物最獨特的器官——乳房——作爲分類標準。在其1758年出版的著作《自然系統》中，林奈以“哺乳動物”這一分類名詞取代“胎生動物”，首次把人類歸入哺乳綱。但在人類社會，哺乳行爲作爲女性生物性和社會性母職的重要組成部分，卻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建構過程。
牛乳與奶粉是現代社會嬰幼兒常見的食物，但牛乳哺育進入近代中國實際上經歷了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同時，在近代中國複雜的歷史背景下，各種話語共同爭奪和建構何種哺育方式是最好的。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助理講師盧淑櫻在《母乳與牛奶：近代中國母親角色的重塑1895—1937》一書中探究了牛乳哺育在近代興起的原因，以及哺育方式的轉變對母親角色的影響。
母乳哺育雖然是最基本的嬰兒哺育方法，但中國自古以來並未強調母親非授乳不可，乳母代勞是普遍的現象。即使母親沒有足夠的乳汁哺育嬰兒，也沒有能力聘請乳母代勞，亦有穀物漿作爲代乳品。直到19世紀末亡國滅種危機下，部分士大夫把國家積弱的責任歸咎於婦女——如要拯救中國，首在改造婦女，於是女性的身體、行爲和思想成爲被規訓的對象。
此時，日本家政學傳入中國，其中育兒被認爲是婦女的首要義務，授乳更被形容爲婦女的天職。家政學者認爲，“不自乳者，母子親愛之情，必不能厚”，婦女親自授乳可以增進感情。家政學也參考了近代西方科學和醫學知識來印證母乳哺育的好處。母乳哺育頓成良母的標準、強國強種的方法。進入民國後，婦女身體國家化的過程不斷加劇。爲遏止婦女束胸的歪風，地方以至中央政府立例查禁女學生束縛雙乳，名爲關注婦女健康，實爲保障未來小國民吃一口母乳。
19世紀以來，隨着洋商來華日增，乳牛、牛乳產品以及相關的飲食文化、知識和技術在中國落地生根。不過在母乳哺育當道的20世紀初，民衆以強國保種的思維衡量批評牛乳的功效，認爲牛乳只是不得已之選。但1910年代末西方營養學界卻興起一種以進食牛乳多寡衡量國家強弱的學說，奶粉商的商業廣告以“科學和文明”的話語推銷牛乳，強調這種重視營養和衛生的科學化育兒法有強國強種實效，並暗示可以給予母親更大的自由和活動空間以招攬新式的“現代母親”。強有力的營銷話語終於讓奶粉打入中國市場，牛乳哺育得以在中國萌芽滋長。
《母乳與牛奶：近代中國母親角色的重塑1895-1937》
盧淑櫻 著
薄荷實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0-6
可以說，牛乳餵養和母乳餵養在近代中國變革的背景下出現，共同借用國族和科學的話語強調其有益之處。然而，在母親哺育的活動中，母親擁有多少自主權呢？盧淑櫻研究了民國時期母親的哺育選擇和母職實踐的個案，發現隨着當時社會風氣和經濟環境的改變，女性開始踏足職場，面對母職和職業的抉擇，女性承受着很大的輿論壓力和心理掙扎。
一些在職女性不願因生兒育女斷送事業，而選擇使用牛乳代替，但罪己的愧疚心卻屢次出現在民國時期在職女性的育嬰日記中。即使少數享有哺育自主權的母親也並不一定由衷地認同自己的抉擇，根深蒂固的性別觀念使女性不自覺地認同和默默承受着哺育嬰兒的重擔。盧淑櫻認爲，儘管嬰兒哺育涉及母親的身體和個人感受，但在父權當道的20世紀前期，母親哺育自主的機會可謂是微乎其微。
#02
社會風潮逆轉：
科學視角下“母乳最優”迴歸
西方19世紀中後期出現的商業化奶粉急劇改變了人類哺育下一代的方式，許多國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歷了母乳餵養比例大幅度下降而奶粉採用量不斷攀升的情況。隨着對兒童福利的關注提升，以及營養學和心理學等科學研究對母乳餵養的支持，國際上出現了倡導母乳的運動，重新逆轉社會風潮，人們開始探討女性的哺乳權利和嬰兒獲得母乳餵養的權利。
現代營養學認爲母乳基本上涵蓋了嬰兒出生期間需要的所有營養素，而且還含有一些免疫相關的物質，幫助對抗微生物感染的同時，也防止免疫系統過度反應，給機體帶來傷害。也就是說，母乳不僅能提供生命早期的營養，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個免疫穩態的保護作用，這是任何配方奶粉都無法取代的。
心理學也支持母乳餵養對於嬰幼兒心理健康和情感發展有深遠影響。精神分析學家溫尼科特認爲，如果母親能夠做到令孩子滿意的哺乳，同時又跟嬰兒融爲一體，並維持足夠長的時間，直到她跟嬰兒都覺得彼此是完整的個體爲止，那麼嬰兒的情感發展就已經朝健康的方向走了好長一段路，併成爲嬰兒日後在世上獨立生存的基礎。
在母乳餵養的議題上，科學主義的塑造舉足輕重，事實上，這一塑造從近代就已經開始了，而現代越來越多的學科越來越精細地參與到研究母乳餵養的好處中。營養學、心理學等一系列科學成果共同建構出“母乳無可替代”的科學話語，將母乳餵養推崇到無以復加的地位。裏馬·阿普爾（Rima Apple）認爲，科學、醫學在現代陸續介入了婦女的育兒工作，取代女性親屬作爲育兒知識的權威之餘，更標誌着科學化母性（scientific motherhood）的確立。
營養學、心理學等一系列科學成果共同建構出“母乳無可替代”的科學話語，將母乳餵養推崇到無以復加的地位。（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1981年世界衛生大會發布的《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旨在通過嚴格規範母乳代用品的銷售，降低母乳代用品銷售對母乳餵養的干擾。1990年世界衛生組織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共同提出《伊諾森蒂宣言》（Innocenti Declaration），呼籲世界各國共同制定公共政策，支持、保護、促進嬰兒享受母乳餵養，並就此啓動了一系列倡議。由此，母乳餵養成爲全球化戰略，母乳餵養率成爲國際社會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而宣揚奶粉、奶瓶的人工餵養理念則被各國紛紛限制、審查與反思。
中國從90年代以來就與國際接軌。1990年，每年的5月20日被定爲“全國母乳餵養宣傳日”，1991年中國成爲《伊諾森蒂宣言》執行國，1994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將母乳餵養理念納入了公共政策，“促進母乳餵養的10項措施落實”以及“積極創建愛嬰醫院”也被寫入了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長期規劃。相關研究指出，“母乳餵養”被視爲關乎人口健康與國民素質的重要措施，融入國家整體健康和發展政策之中，是應對“母乳餵養”全球化戰略的措施。於是，“母乳餵養”不再是一個私人的餵養方式選擇，而成爲了一項系統性的社會工程。這仍然部分延續着近代國族主義的話語，同時也是中國在女性身體上追趕現代化的努力——母親角色與現代性問題始終糾纏在一起。
#03
母乳=母愛：
母職的浪漫化與強制性
“母乳最優”背後還暗含着另一層含義：母乳餵養等於好媽媽。由於母乳只有母親可以提供，母乳餵養的職責也理應由母親來承擔。新晉媽媽在家休產假時，一切外在價值感來源被切斷，只剩下孩子這唯一的標準，而能否產出足夠且優質的母乳，似乎能夠評判新生母親是否是“好媽媽”。
北京人口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杜鵑在研究“母乳最優”哺育倫理的過程中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媽媽，感受到她們在這一倫理之下的痛苦、掙扎和無奈。她的一位受訪者因爲得了乳腺炎，在孩子兩個月大的時候就萌生了斷奶的想法，卻被她的婆婆指責“有奶不喂就不配當媽”。
由於母親所攝入的食物成分可能經由母體吸收進入乳汁，從而對嬰兒的身體產生影響，許多母親選擇忌口，而如果母乳餵養的嬰兒出了什麼健康問題，首先就可能怪罪於母親的奶水出了問題。英國作家蕾切爾·卡斯克在《成爲母親：一名知識女性的自白》中寫下她做母親的體驗。當她的女兒患上腸絞痛時，她的保健員懷疑是她的奶水有問題，她被建議回想過去24小時內自己吃過什麼、喝過什麼。“我想象着自己開始腐爛，蔓延到她的地盤，直至她的血管和身體隱祕處。我希望我的毒刺從她無辜的體內取出。”直到她的保健員終於離開，她抱着寶寶哭了起來。
《成爲母親：一名知識女性的自白》
[英]蕾切爾·卡斯克 著 黃建樹 譯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1
杜鵑認爲，“母乳最優”的哺育理念已然成爲一種對女性哺育行爲的道德期許甚至是規範，如果母親不能提供給孩子這種最優食物，那麼她的母愛將是不完整的，進而她的母親身份也是不合格的。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母愛10平方”運動的海報上列舉了大量的數據來證明非母乳餵養的問題：“和純母乳餵養的寶寶相比，非純母乳餵養的寶寶死於肺炎的可能性是前者的15倍，死於腹瀉的可能性是前者的11倍；入院機率是前者的5倍；患有嚴重營養不良的機率超出前者10%”；“母乳是無菌的，100% 安全。嬰幼兒配方奶粉可能受到下列危險物質污染：三聚氰胺，各種細菌微生物，黴變，金屬及玻璃顆粒，雙酚A，聚乙烯咔唑，鎘和其他重金屬”等。近年來頻繁發生的問題奶粉事件始終刺激着母親們敏感的神經，而權威機構藉助科學主義的話語推波助瀾，強化了奶粉的風險，以證實母乳餵養的不可替代性。母乳餵養重新成爲了最安全的選擇，這進一步迫使母親們踐行純母乳餵養來保證嬰幼兒的健康。
傳統觀念認爲，女性天然渴望成爲母親，她們照顧嬰兒的能力會自動出現並且享受照顧嬰兒的過程；同樣，社會也普遍接受“哺乳是天性”的說法，哺乳被視爲新生兒母親的本能，但這實際上是對母職的浪漫化想象。哺乳並不僅僅是簡單地讓孩子含住乳頭，而是包含一系列的知識和技能，例如如何保持恰當的哺乳姿勢、如何讓孩子正確地銜乳、如何避免孩子嗆奶、如何判斷孩子是否吃飽了、如何給孩子拍嗝等。但很少有女性在生產前得到足夠的母乳餵養知識和實踐技巧，當下母乳餵養宣傳過多提到母乳餵養的好處，卻沒有告訴媽媽們母乳餵養可能遇到的問題和應對問題的方法。在哺乳天性說和“母乳最優”的理念之下，一些不能順利哺乳的母親不願意或無法向他人求助，承受着巨大的焦慮和壓力。
在母親們的身體經驗中，哺乳可能並不必然是一件愉悅和親密的親子活動。社會對哺乳期女性的母職要求造成了一種“以哺乳爲中心”的身體，許多母親形容自己變成了“行走的奶瓶”，也有母親感到“自己的身體被困住，不得自由”。女性在哺乳期還會經歷漲奶、堵奶、乳頭皸裂、乳腺炎等一系列問題，同時，新生嬰兒每隔兩三小時就需要餵養一次，這讓大部分母親都會經歷嚴重的睡眠不足。但這些負面經驗從未在“母乳最優”的論述中出現。
鑑於傳統的“母親應該爲孩子犧牲”、“爲母則剛”的觀念，以及乳房被賦予的性的意味，這些女性哺乳時的身體經驗都無法得到重視和公開討論，女性被迫默默忍受心理和生理上的雙重壓力。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周培勤說：“在’母職迷思’的社會規範之下，媽媽們往往會盡力展演成功、愉快而自豪的母親形象，她們的不愉快經歷被進一步屏蔽。”
杜鵑分析“母乳最優”哺育倫理時指出，母乳哺育與其他母職的不同之處在於它要求物質性母職和精神性母職的高度重合。物質性母職指養育過程中的物質投入，具體到哺育方式上就是指母乳，精神性母職則是指哺育過程中的情感交流和親子關係的建立，母乳餵養被宣傳爲母愛，可以帶來“善良、柔韌和安全感”，它需要在實際的母乳餵養互動中才能實現。“母乳最優”使得母親和母乳必須雙重在場，無法通過其他養育策略來擺脫或轉移照料負擔。這一單一的哺育倫理忽視了母乳餵養過程中的各種困難，使得因各種實際情況無法實現母乳餵養的女性感到內疚、沮喪和邊緣化，從而加劇了母職對女性的壓迫。
#04
母乳餵養的困境：
“母乳最優”理念
與現實實踐的衝突
根據調查，雖然當代中國女性純母乳餵養意願很高，實際純母乳餵養率卻很低。2019年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中國母乳餵養影響因素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嬰兒六個月內純母乳餵養率僅爲29.2%，低於43%的世界平均水平和37%的中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當大部分成爲母親的女性已經接受了“母乳最優”的理念時，在現實中實踐母乳餵養卻會遭遇重重困難。
要實現新生兒前六個月純母乳餵養，首先要保證女性擁有至少六個月的產假，而中國《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規定的基礎產假爲98天，這意味着在嬰兒三個月大的時候，許多職場母親就要回到工作崗位，“背奶”成爲大多數堅持母乳餵養的職場母親唯一的選擇。所謂“背奶”，指的是媽媽上班期間利用吸乳器將母乳吸出來，儲存在存儲容器中，並放入冰包或冰箱冷藏保存，下班時再把母乳揹回家，這樣在媽媽上班期間，其他的照顧者就可以用奶瓶來給孩子餵母乳。
“一個背奶包、兩大包冰塊、電動吸奶器、四個儲存袋，清點好了7點準時出門……一早起牀，6點左右哺乳孩子一次，到了單位，上午10點、下午2點左右用吸奶器各吸一次……每天要爭取吸出來350毫升，留作第二天白天孩子的口糧……下班回家，第一時間就要喂孩子，補上黃昏的一餐。”這是努力平衡職場與母乳餵養的“背奶媽媽”們的日常。
然而大部分職場母親得不到公共場所或工作單位等空間的設施支持，不得不面對諸多不便和挑戰。2019年1月曾有廣州市人大代表提出了《關於立法促進母乳餵養的議案》，議案中提及，在廣州市選擇背奶的人羣中，僅有3％的用人單位設有哺乳室，85％的“背奶媽媽”只能在洗手間或隱蔽無人的辦公室裏進行吸奶。根據第一財經·新一線城市研究所2019年3月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當時中國大陸所有城市在地圖上標註出的母嬰室數量爲2643間，其中只有7座城市擁有超過100間母嬰室——而同一時期東京一座城市的母嬰室數量是5092間。
中國大陸所有城市在地圖上標註出的母嬰室數量僅爲2643間，其中只有七座城市擁有超過100間母嬰室。（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缺少足夠的母嬰室使母親們面臨着暴露身體的尷尬。60.2%的母親曾因爲在公衆場所哺乳不便而減少了外出，還有27.2%的母親因爲公衆場所哺乳不便而給孩子喂嬰兒配方奶粉。女性的乳房在實現其哺乳的生理功能之前，往往先與情慾、性感等想象相關聯，女性的身體也由此成爲性化的身體，而非是自然的身體。因此在當今社會文化中，公共場合哺乳並不被視爲自然的行爲，而是涉及乳房作爲身體隱私被暴露的問題。當母親需要在公共場合哺乳時，不僅會感受到身體隱私被窺視的困窘和不安，同時還可能面臨“有礙公共道德”的譴責。
2020年10月抖音上一則視頻引發熱議，一位杭州“背奶媽媽”將手機鏡頭對準兩個密封奶袋，她說：“這就是中國的高鐵，有着冰箱，放着飲料，放兩袋母乳，怎麼都不行。”高鐵工作人員以食品安全的理由拒絕了她的請求。有網友評論稱“我要買東西吃知道是跟別人的母乳放一塊的，我想嘔，太膈應。”“今天母乳，明天口水，後天血液，然後就是大便小便了……”僅僅因爲“佔用”公共資源的“企圖”，那位杭州媽媽被斥爲“巨嬰”，並最終道歉。從公共設施到公衆態度，儘管“母乳最優”已經深入人心，但母乳餵養在中國社會卻依然缺乏友善、支持的環境。
#05
尾聲：
將選擇權還給母親
2000年“全國母乳餵養宣傳日”的主題是“母乳餵養：你的權利”，這是自1990年設立該宣傳日以來唯一一次在主題詞中提及母親的權利，其他的主題詞無外乎母嬰的“幸福”和“健康”。
在成爲母親後，女性的身體變成了“母乳最優”論述的實踐場域。她們的日常經驗無不圍繞着“哺乳的身體”而展開。在這裏，“母乳最優”已經不單單是客觀的科學判斷，而是女性不得不面對的壓迫性話語。女性的身體因爲哺乳而被異化爲優先滿足嬰兒所需的“母親的身體”，而女性自身的需求則常常被忽略或犧牲掉。
女性的身體因爲哺乳而被異化爲優先滿足嬰兒所需的“母親的身體”，而女性自身的需求則常常被忽略或犧牲掉。（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盧淑櫻認爲近代哺育方式的變革以及母親角色的轉型一直受到父權制、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女權主義的交叉影響。她發現近代關於中國嬰兒哺育的研究較少提及母親哺育方式自主權的問題。無論是近代還是當代中國，女性如何平衡家庭和事業，如何在育兒的過程中掌握身體的自主權，一直都是想要爲人母的女性需要解決的難題。
2018年7月，在世界衛生大會上，美國要求刪除論壇決議中關於政府應“保護、宣傳、支持母乳餵養”的表述以及限制“母乳替代品營銷誤導”的段落，受到了《紐約時報》以及衆多醫學專家的反對。但主導修改決議的美國衛生與公衆服務部發言人在回覆媒體的郵件中解釋說：“最初起草的決議給想要爲孩子提供營養的母親們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礙。我們注意到，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進行母乳餵養。這些女性應該有選擇和獲得嬰兒健康替代品的機會，不應因爲這樣做受到指責。”
無獨有偶，在《廣州市母乳餵養促進條例》進入立法程序的一審階段，也出現了一段戲劇性的波折。有立法專家提出，“在嬰兒出生後的前六個月，推行純母乳餵養”，“推行”應改爲“應當”，出發點是優先保護弱小新生兒的健康權。廣州母乳愛志願服務隊隊長徐靚第一個跳出來反對：“我們希望尊重每個媽媽母乳與否的權利，我們相信不管採取何種餵養方式，媽媽都是愛孩子的。‘應當’顯然過於嚴厲，而且無從執法。”
“女性有權利決定自己應該過什麼樣的生活，母乳餵養不僅涉及到嬰兒的利益，更與新媽媽的身心健康權益密切相關，新媽媽應該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從促進母嬰雙方健康、可持續發展的角度慎重選擇。”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婦女健康與發展專業委員會心理諮詢師沈薈馨在接受《南方人物週刊》採訪時說。
張徵是一位國際認證泌乳顧問（IBCLC），她在一篇文章中表示自己雖然是母乳餵養的支持者，但應該尊重媽媽們餵養方式的選擇，“只有先愛自己，才能更好的愛孩子，孩子也能得到更好的滋養。一個快樂自信的媽媽對孩子的影響，或許比母乳餵養對孩子的影響更大。”
杜鵑認爲，真正理想的母乳餵養決策是母親在充分知情的情況下，權衡做出符合自己利益和孩子需求的選擇，而不是被任何權威機構的指導建議所裹挾，被主流的餵養方式所左右。公共政策的制定也要在肯定母親哺育勞動價值的基礎上，爲女性贏得更多自主選擇的空間，爲各種形式的母職實踐創造條件並提供保障。
參考資料：
《母乳還是牛奶？對作爲“母親”的女性來說，從未是一個簡單的選擇》
《沒有足夠的母乳，就不是好媽媽？| 母乳媽媽們的“血淚”故事》
《我是個“背奶媽媽”，我需要“公共冰箱”》
盧淑櫻.《母乳與牛奶：近代中國母親角色的重塑（1895-1937）》.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
蕾切爾·卡斯克.《成爲母親：一名知識女性的自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杜鵑.《“母乳最優”哺育倫理與整體性母職的建構》.《山東女子學院學報》2020（4）：54-64.
周培勤.《學哺乳：基於網絡社區中媽媽關於母乳餵養討論的話語分析》.《婦女研究論叢》2019（5）:21-33.
許怡，劉亞.《母職初體驗：基於自我民族誌與網絡民族誌的城市女性哺乳實踐研究》.《山東社會科學》2017（8）：95-106.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中國母乳餵養因素調查報告（會議版）》.2019.
本文爲獨家原創內容，撰文：實習生 姚冰淳，編輯：林子人、陳佳靖，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