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契說：刻契是古人在結繩記事後又一種幫助記憶的實物記事法，多作契約用，比結繩記事進步多了。“契”就是在木條上或竹條上刻上刻痕。《釋名·釋書契》：“契，刻也，刻識其數也。”《周易·繫辭》鄭玄注：“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符合。”鄭玄又在《周禮·質人》注裏說：“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列子·說符篇》：“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所說的“齒”即是質契上所刻的齒痕。這種刻契具有記事記數的作用，可以作爲契約的憑證，也可以用來傳遞信息。刻契的一些符號與某些漢字形體相似。如“一、二、三、亖、????”與漢字數字“一、二、三、四、五”的古文字別無二致。宋末元初戴侗提出“書始於契，契以記數”而“各如其數”，認爲“刻識其數”的契刻是原始文字的一個源頭。
刻劃說：郭沫若先生立足於半坡陶符與殷商甲骨文的比較考察，認爲早期的文字可以從結構上分爲“刻劃”和“圖畫”兩大系統，“刻劃系統是結繩、契木的演進，爲數不多，這一系統應該在圖形系統之前”。從半坡和姜寨發現的刻劃符號來看，有的是數字，有的是單字。許多現代學者認爲它已有固定的音形義，當爲漢字之源頭。
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爲：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對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從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漢字發生、發展的一些頭緒。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複雜。
王蘊智認爲，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應該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不依存於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符號系統，在那個時代，漢字體系較快地成熟起來。
據悉，從考古發掘的出土文字資料來看，中國至少在虞夏時期已經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考古工作者曾經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壺上，發現有毛筆朱書的“文”字。這些符號都屬於早期文字系統中的基本構形，可惜這樣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大約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遺址等仰韶文化遺址的陶器外壁，已經出現刻劃符號，共達五十多種。它們整齊規劃，並有一定規律性，具備簡單文字的特徵，可能是我國文字的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