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提出後不久，《國務院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領導小組關於加強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意見》（簡稱《意見》）向社會發布，其中在強化家庭監護責任方面，要求全面落實產假等生育類假期制度和哺乳時間相關規定，鼓勵有條件的…
原標題：國家鼓勵地方試點育兒假，立法保障和經濟激勵需雙管齊下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記者 | 席小丹
編輯 | 翟瑞民
“三孩政策”提出後不久，《國務院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領導小組關於加強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意見》（簡稱《意見》）向社會發布，其中在強化家庭監護責任方面，要求全面落實產假等生育類假期制度和哺乳時間相關規定，鼓勵有條件的地區探索開展育兒假試點。
這不是"育兒假"第一次出現在中央政府文件中。2021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公佈，其中就提出，要完善幼兒養育、青少年發展、老人贍養、病殘照料等政策和產假制度，探索實施父母育兒假。
倡導育兒假的主要原因，在於近年來我國生育率持續走低。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20年中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爲1.3，育齡婦女數量也在持續減少。在“二孩”效應逐步減弱，老齡化趨勢又在加速的背景下，將健康出生率恢復到2.1，增加中國家庭的生育意願成爲決策層思考的重點，這其中，減輕家庭育兒負擔被視爲一個重要方面。
在業內專家看來，此次鼓勵地方探索育兒假，意在爲生育孩子的家庭提供更全面的養育支持，促進父母雙方共同和公平地承擔養育責任，降低女性生育後職業發展所受阻礙。
界面新聞注意到，近年來，部分地區在《意見》頒佈前已陸續出臺過針對本地的生育假期試點方案或條例。
《寧夏回族自治區婦女權益保障條例》2019年11月1日起正式實施，其中提出鼓勵用人單位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在子女0至3週歲期間，每年給予夫妻雙方各10天共同育兒假。
湖北省咸寧市在2020年9月出臺《關於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實施方案》，指出該市“將全面落實產休假政策，有條件的機關、企事業單位可以自主探索實行符合本單位實際的育兒假，嬰幼兒父母雙方均可申請，假期最長可至嬰幼兒年滿1歲。”
去年2月，廣州市政府常務會議通過《廣州市推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工作實施方案》，也提出“全面落實產假制度，開展單位試點，探索建立育兒假制度和在職父母的彈性工作制度”。而遼寧和福建等地，也是在女職工權益保護文件中提出“每年給予夫妻雙方各十天育兒假”等內容。
但是，令人關注的是，儘管一些地方已經提出實施育兒假制度，但是實際執行中，無論是職工還是單位，對育兒假並未顯然出足夠的信心和支持，以致這一假期更像是“紙面上的福利”，難以落到實處。
寧夏自治區衛健委宣傳與健康促進處工作人員告訴界面新聞，寧夏此前雖然也規定了育兒假，但是目前實施中，針對新生兒父親更合適的假期爲“陪護假”，最多可休25天，由員工主動申請，企業具備批准假期的自主權。而從落實情況上看，行政單位和國企男員工能較爲順利地申請到陪護假，但部分私企則不願意批准。
根本原因在於，政府文件頒佈陪護假政策的同時，沒有引入配套的企業補貼政策和激勵措施，員工休陪護假造成的職位空缺和成本完全轉嫁至企業自身，因此實施效果欠佳。
人口學家穆光宗對界面新聞表示，要真正落實育兒假，國家需立法保障，避免雙職工家庭在休假育兒的過程中遭受職業歧視，導致個人發展受阻。
另一方面，如果立法強制執行，沒有經濟配套政策，休假成本仍由企業承擔，則會導致招聘過程中更嚴重的性別歧視。
部分國家的育兒假實踐也許可以起到借鑑作用。在德國，除14周的產假之外，父母雙方都可申請至多兩年的育兒假期，在共同撫養幼兒的情況下，政府會在假期開始後的12至14個月，根據父母雙方的收入情況提供每月300至1200歐元的育兒補貼。
我國的鄰國韓國在2018年通過了最新勞動法，規定在一個工作單位持續工作超過1年，且有8歲以下子女的男女勞動者都可申請育兒假，最長可休息1年。休假的頭三個月，工資爲全額工資的80%，從第四個月至休假結束，工資爲全額工資的40%。
恆生中國首席經濟學家王丹認爲，中央政府倡導育兒假的意義是長期的，“目前還看不到地方層面的育兒假實施效果，但現在搭建起政策框架，也有利於今後逐漸發展成爲有約束性的制度。”目前看來，在政策規範形成之後，最有可能帶頭實行育兒假政策的是國企、行政單位或大型企業，進而有可能帶動其他企業推行相關政策。
王丹認爲，實行育兒假，最有效的配套政策就是給公司退稅，地方政府可根據當地經濟情況開展單位試點，逐漸探索。
不過，穆光宗也表示，“育兒假對生育二孩的家庭會有所幫助，但對提高生育率不能寄予厚望。”他認爲，低生育率的本質是整個養育週期的成本高。想從根本上提高生育意願，應該在育兒假的框架之下，疊加經濟和法律方面的配套政策，並且普及公衆對共同育兒的認識，形成社會輿論，體現生育友好的社會傾向。
